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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泰山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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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中国通史】月鸦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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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7 14:15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八集 吐蕃兴衰

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带领下,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使战时和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步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的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自古以来就属于农业发达的地区,就繁衍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砻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散布着雅岩、象雄、苏毗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岩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
囊日松赞死后,他13岁的儿子弃宗弄赞继承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为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崇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译为庄严大德王。得名与梵语发音普陀洛伽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旺加: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的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地藏王。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十三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毗和羊同两部,同时向东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你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族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旺加: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砻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逻些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旺加:这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轴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静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座宫殿成为王宫。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廷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造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作了藏历以及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的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164),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次旦达西: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很发达的一个朝代,世界上也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因为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取文成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来说,他有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一遍,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对于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于是他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带),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势罢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她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迎亲首领的吐蕃宰相禄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敬,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栢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

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甥舅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举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芨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芨导演来说,她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她生活的土地。

白芨: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十六岁一直到,历经三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我觉得是一个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这一点上,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平均这里有大概两千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八百多人。        

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它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


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她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诵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三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交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品,以丝绸工织,以草治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百姓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朝诗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土逼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张云: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的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在青海的玉树地区,她就带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磨,把中原的纺织技术,还有把水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了,传给了当地老百姓。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茨木多及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次仁多杰: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时候,雪域高原还没有出现纸张,当时只有在树皮、骨头等上面书写文字,文成公主入藏后,造纸技术引进西藏,结合当地资源进行造纸。

以狼毒纸为原料制作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一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次仁:这是《春牛算》,也就是八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算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农耕牧作时节必须编写的一本《春牛算》。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部医典》,在西藏藏医的发展的历史中,《四部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尼玛次仁: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理论,传入到藏医学里面,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方面。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次仁多吉:这个柱子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应该是白橡树,这里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了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沃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沃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尼玛次仁喇嘛: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波尔公主和文成公主,他们两个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请到西藏,然后藏王就开始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按照阴阳八卦,我们说的风水,公主说,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填湖建设。

尼玛次仁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仁喇嘛如数家珍。

尼玛次仁喇嘛: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就在以后,慢慢地藏人开始接触佛教教育,这才使全民信佛,所以藏人感恩松赞干布,感恩文成公主。

张云: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统治需要,特别是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意识形态,那佛教就应运而生。

在佛教到来之前,苯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苯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一些大臣为代表的苯教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苯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苯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苯教教徒杀害,一直到第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苯教、说神话、讲谜语的苯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苯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松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苯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次旦达西:苯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的,佛教是反对杀生的,但是那个苯教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它的季节来,祭祀许多动物和牲畜,这样的话对西藏这个牧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苯教实际上在西藏是根深蒂固,随着赞普建立大的政权,首先要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芒松芒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葛尔东赞域松之手,葛尔东赞域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禄东赞,但禄东赞推崇苯教,苯教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苯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了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住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吐蕃占据了二十四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次旦扎西:松赞干布去世以后,他孙子、曾孙都是,他的权利都落入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赞普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一次建立这种亲上加亲,然后统治、巩固他的地位。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事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蕃,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龟兹乐一部,后来她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班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月王药诊》,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江察拉温被苯教大臣杀害,相传原本要嫁给的这是这位未来的赞普,苯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

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的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美好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形,在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次旦扎西:这个历史研究,就是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200多年间,200多年的历史,互派使臣次数是191次,唐朝派使臣到拉萨吐蕃是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所以这是很频繁密切。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松赞干布去世后,苯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尼玛次仁喇嘛:藏佛洞在里面,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吗,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城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有,因为世界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证,所以为了便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为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苯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这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区莲花生大师,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的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名作为供养,这就是三户养僧制。

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苯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苯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苯教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为的第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同步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这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

公元763年10月,20万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十五天之后推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泌提出了北合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朝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阁罗凤继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王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巴桑旺堆: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导致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唐人对这个藏族有进一步,对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里头吸取文化素养的。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碑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逻些,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声名,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驿递线路,并规定了其它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次旦扎西:这个唐蕃两个民族最后走向会盟的这个道路,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文成公主进藏,就是藏汉两个民族结下了亲人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是唐朝与吐蕃之间,两个民族字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互相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我们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它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达玛去世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

大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于吐蕃来说,唐朝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交流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它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蕃和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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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20 13:56 | 只看该作者
第四十九集 敦煌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里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三十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至此变成了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老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了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依然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中这段文字,是敦煌这个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月氏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当地的乌孙人,从此,月氏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月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但此时的月氏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就这次长达13年的出的使见闻,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和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郑炳林: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与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与世界接触的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跟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形成的包围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大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郑炳林:敦煌在这个路线上,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到敦煌,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这个商业城市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即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十六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五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儒家经典在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奂、宋纤、索袭、敦禹、阚裀、刘昞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昞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八十四卷,《敦煌实录》20卷。张奂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四百年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240—249),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也是一带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式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驼经白马。

十六国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骝”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之前,当晚托梦于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成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一千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十六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乐僔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来到这里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在三危山上争相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道证:抄写经卷有功德,挖掘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者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坐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三十七年中,莫高窟竟留下了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雷闻:敦煌的佛教在隋代获得巨大发展,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特别崇佛,这样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具体敦煌这个地方,它是地处边陲,另外,它是地处中西商路的要道,所以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着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祈求佛的保佑。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
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郝春文: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一旦西域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缘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敦煌就变成了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敦煌它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三百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一千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实际艺术宝库等称誉。

赵声良: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效果,四周绘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宏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赵声良: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的好,人物也画的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的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人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听佛说法,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跳舞的状态,每个人都画得非常生动,它把一个佛国世界展示得非常美妙。天上还有飞天,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看那个飞天化的很小,远远地看着,好像从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在亭台楼阁的背后,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就是艺术真实。

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赵声良: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的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视,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欣赏敦煌艺术,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哟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在隋唐的三百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一百多年,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敦煌目前尚存彩塑三千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杜永卫:古人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颜料,他结合得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好的佛像来。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

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继续向西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中一群惶恐不安的和尚,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那个神秘的洞窟。这就是我们本集开头所看到的那一幕。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沙州(敦煌)自此归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1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524至1714年的近二百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一千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

明王朝西部边陲是肃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至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该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从此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量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清雍正元年(1723),“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文化辉煌一去不返,敦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

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将近九百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

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五万多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舞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地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沙武田:我们知道正史,二十五史,那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是政治史,但是,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这是非常珍贵,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计的一些内容。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际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一千多年前珍贵的手写经卷。

李际宁: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写着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敦煌镇,管经生令狐礼太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在那个时期抄的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出土的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

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都翻检了一遍,最后仅花五百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七千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揭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五万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劫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一番劫掠之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十多个国家。有人这样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

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这是冰山一角。

李际宁:这件金刚经是武则天仪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这纸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这个纸张,这个纤维打的非常地细,表明处理得非常光滑。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百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柴剑虹:敦煌学的形成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自觉地、有牺牲精神地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书鸿先生,守在莫高窟,去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后来由段文杰院长,现在有范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传承的事业,这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郝春文: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一千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溢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涵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
敦煌文化的高峰已经不再,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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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24 14:06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集 唐朝的对外关系

纽约唐人街, 西方世界最大城市的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实际上超过了同时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一切。

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长 成建正:我想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地,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因为里边就有那个《客使图》,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从朝鲜半岛,但是也有呢,那个额高鼻深目,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者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多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释奠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韩国首尔成均馆礼仪部 部长 朴光泳:这个释奠是为了显示我们继承了圣人的思想和教导,包括孔子、孟子,并立志践行效仿他们的正道,所以说每年春季和秋季,在成均馆和全国的乡校都会奉行这样盛大的释奠。

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留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使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十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十八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十六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韩国首尔成均馆礼仪部 部长 朴光泳:实际上崔致远正是因为在韩国弘扬儒学,所以他的牌位被供奉在这里的大成殿里。

也正是从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十五处有影响的孔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圣堂,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院 徐建新: 日本社会的人文关系,还有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伦理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年,如昭和、平成等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中,旧的姓氏、部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

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如今,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次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日本大阪历史博物馆 博士 关山藤原浩: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改革政治制度。这就意味着,天皇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实施新的政策,也就是说变成中央集权制,以强大国家,使国家重生,大化改新是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的。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旧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四万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军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求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北京大学 教授 吴宗国: 那么这时期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最方便的,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十九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八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当时的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陕西省唐三彩艺术博物馆 研究员 尹夏清: 唐三彩是中国首创的,之后的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珍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已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都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照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立女屏风,其中的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舫《簪花仕女图》的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学习。在中国,他跟随唐代著名书法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高野山灵宝馆 馆长 兹恩静香: 特别是空海大师善于中国书法,他把中国书法写入到日本文化。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作“假名”,在“假名”的创制和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大唐学习密法。回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处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

佛教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修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六十六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六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十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院 徐建新: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群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日本能剧表演者 茂山茂: 能剧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然后用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夫妻吵架和现在的没什么区别。出门男人是主导,进门是女人主导,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在现代社会也一样。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贡,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棋待诏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棋待诏,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师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师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

这是一所位于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

日本大阪职业围棋手 直木森山:我是围棋九段,我从十岁开始学习下围棋,现在我四十八岁了,已经下了三十八年。中国的规则在大陆和台湾通用,在朝鲜、韩国等其他国家采用日本规则,但是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基本的胜负方法是一致的,就是基本的计算方法有些差别。军事家喜欢围棋,因为可以看做是一场模拟的战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喜欢战略战术游戏的原因。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日本非常盛行。在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

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他们不只是一种饮品,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延续了下来。毛利由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阵织和服协会的副馆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

日本西阵织和服学院 院长 毛利由纪子: 当时,有遣唐使出使隋朝两次,之后日本也派遣唐使去唐朝。所以引进的不仅仅是隋唐的服饰,还有都城的管理和政治等,很多服饰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从奈良时期到平安时代中期,日本的服饰是完全仿照中国的。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著”。

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日本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院 徐建新: 日本文化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一种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3月3、五月端午等吉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后,民间留下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安徽省九华山管委会 佛学专家 费业朝: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场所。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7月30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的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回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

韩国游客:在韩国,中国被看做是有很多佛教圣地的国家。很多韩国人将中国看做佛教圣地。我们韩国人对中国的佛教也心存感恩之心。

与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甚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负责海外贸易实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料、珍宝、积载如山。还有许多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四千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当时中国与南洋、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联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院长 王邦维: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官员就是贾耽,他在《新唐书》里边儿讲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有“广州通海夷道”。这个“广州通海夷道”,能够把它写进去就说明,到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这个商人,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就是这三种人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再走。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

685年,她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代有滞留近十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两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往后的四十多年间,51位僧人到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三年(公元629)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十六年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院长 王邦维: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啊,也是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吃的、穿的、用的、音乐、舞蹈。

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长 成建正: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些这些方面。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壁画里面都有体现。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宽容、开放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侣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

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崩,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

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还是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2004年10月11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三百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1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甚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名誉馆长 屈志仁: 这个可以说明唐代当时受这个西边影响了。这件是高昌,就是现在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你看她有戴帏帽,就是防风沙的。然后唐朝长安呢,就学他,很多唐朝仕女的装饰、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个银器是中国人仿粟特银器的样子来做的,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动物,后来就有在唐代非常流行的。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七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名誉馆长 屈志仁: 至于,能够代表唐代文物的一件器物啊,就是一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很特殊的,你到波斯看不见,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有。基本上是一个波斯银器的造型,上面那个图案联珠纹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棕叶纹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动物型的把手是草原地区一般器物的特色,而且中间有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夜叉族的首领,后来,他就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酒神混在一起。所以很多画面的来源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件器物就很有代表性,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三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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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27 21:55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一集 唐代宗教

公元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一场隆重的释奠礼仪正在这里举行。释奠,本来朝廷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和普光寺沙门道岳,清虚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卿。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乘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切磋,琢磨,斗争,融合。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

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成为唐朝的国教。

任法融:唐朝对佛很重视,为什么他把道做为国教呢,因为道是本土本乡本生的文化,所以把道教作为国教,因为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一点就是微观地看,老子姓李,是我们家祖先,史学界说李渊为了抬高门第,追认老子是祖先,所以把道教称为国教。

起因可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当时民间流传“老子度世,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意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625),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次孔、末后释。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

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著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序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记碑》。

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达诏书,继续置道教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乾封元年(666)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各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宫观网络。

从泰山上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谷阳县,并将其改名为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县)。他正是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庙,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

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天宝十三载(公元754)二月,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献太清宫,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对道教的追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时期,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八顷七十二亩,周围四十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

如今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它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世真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一千三百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两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纵观唐朝二百多年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天上清派、灵宝派、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篆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实紧密相关的。

唐代涌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许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成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老、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兼通佛典。唐太宗曾诏诣京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

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楼宇烈:尤其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的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对病人的生命,看作跟自己的生命一样,要不分贵贱,讲了大医的习业,大医应该学习什么东西,应该读些什么,那是非常全面的,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的中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它是整体的一个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精神的综合性的运用,我想孙思邈是最具突出的一个代表。

跟孙思邈游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一百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冥助之力。于是,叶法善时时召入禁中,尽礼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十五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宵,领着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传播,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唐王朝将道教居首,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至白热化。显庆五年(660)和龙朔三年(663),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扮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一端,对佛教给予相当的支持。

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僧,江湖上此后流传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

张弓: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5358所寺,这是经典《唐六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唐太宗时代,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

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三年(629),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定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涉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

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五万里,足迹遍及西域、印度一百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众高僧深刻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景仰,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取得巨大荣誉,这也标志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贞观十九年(646)正月,46岁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之众。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如来佛舍利150棵,金檀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二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十二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主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张弓: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三大藏,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的译经写了一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文本,见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里面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译时代。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二月五日夜半,一代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制作幡盖送到墓地。四月十四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五百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百万余人。

玄奘法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武则天即位,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后一朝得到很大发展,开宗立派,争锋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

这就是名闻天下的少林寺达摩院,相传为禅宗一祖菩提达摩修禅练武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九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观,就是要心静得像墙壁那样坚定。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弟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释永信:但你要是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离不开生活,所谓的武术也是禅武合一,参禅习武,习武参禅,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一个核心所在。

达摩祖师来到少林寺时,带了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传承了五代。

这是湖北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五祖大师弘忍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舂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龙朔元年(公元661),六十岁的弘忍大师将要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让众弟子各书一偈,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自己的法脉传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壁上写下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禅宗五祖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一直不敢在作偈,但一直在寺庙舂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偈没有见性。于是也就作了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两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两的偈子悬挂在慧能舂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秘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

神秀的师弟们眼看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五年之久。

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百万人,一千多年来,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的真身。

传正: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原来他修行的身体,所以他用心修行,就修城肉身不坏,到今年刚好1300周年了。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五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受发吗,随后又为他授具足戒,这一年,慧能三十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三十七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笈,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

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渐教,渐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

武则天曾两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享年七十六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摩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楼宇烈:大乘佛教的发展,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你觉悟了你就是佛,你迷失了就是普通的众生。

张弓:同时更重要的而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你踏踏实实地投入到你的而生活里面,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禅宗以后大大地兴盛起来了。

盛世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成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

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御制《道德经注》,并御注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722)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御注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他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被称为《石台孝经》。

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二十三年(735)八月初五,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

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弥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共同繁荣。

其间,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功不可没。唐代诗人普遍怀有宗教倾向,李白崇道,却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这样参禅打坐的诗句;杜甫崇儒,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佛道兼修,晚年干脆皈依佛教,以“香山居士”自许。唐代诗人中,王维被称为诗佛,他崇佛最甚,其诗作,遥契南宗,禅意扑面。禅意画其开创者就是王维,王维既工诗,又善画,苏东坡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吴带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

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楼宇烈: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想要把自己心中的污浊都给扫掉,人以后可以结纳更多的,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佛寺增多一个僧徒,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赋役。

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六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二年(842)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度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四年(844),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养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巡礼。会昌五年(845),灭佛进入高潮。当年七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

经过这次灭佛,全国共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万僧尼还俗,15万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张弓: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成了佛教膨胀,特别是他经济力量的膨胀,形成了皇权与教权的激烈矛盾,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会昌元年开始采取限佛,最后毁佛。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帝”共四次灭佛运动,起因惊人相似,事后的强烈反弹也类似。
公元846年三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懿宗时期,他对佛教的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

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懿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

八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懿宗已经驾崩,其子僖宗在送还舍利之时,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指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

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达27组40件,其中十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一千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件鎏金双轮四鼓十二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1.96米,重2390克,用了二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

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袄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

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舍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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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31 14:03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二集 五代十国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短短五十三年时间里,群雄竞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短命的中年王朝在血泊中登场,史称五代,其他地方政权也不干落后,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十国。兵变不断,战乱连绵,在这样的烽烟弥漫中,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一个混沌不明朗的历史谜团当中。
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源驿,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就像秦汉之际的鸿门宴一样,这场晚唐的宴会,也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被记载在许多史书当中,不仅如此,还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传奇。宴会的主角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另一位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朱温原是唐末黄巢起义军的大将,后投靠唐政权,以治军严酷著称,成为围剿黄巢的重要力量,他据守汴州,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李克用,沙陀人,骁勇善战,军中称为飞虎子,他一只眼睛有问题,人送绰号独眼龙,在围剿黄巢的战争中,李克用的力量迅速扩大,以太原为中心形成强大河东军事的集团。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黄巢的战争中相遇,他们合力夹攻,大获全胜,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年轻气盛,宴会上处处逞强,言辞间多有不敬,朱温内心愤懑,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李晓:那么这件事,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门宴,延续100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在这个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其中两个发展最快、势力膨胀最迅速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他们是当时的两强啊,坐在一起,表面上是把酒言欢,实际上是暗藏杀机。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朱温大军已秘密包围驿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夜幕降临,朱温大军纵火放箭,李克用所带的三百名亲兵全部被杀,李克用危在旦夕,偏偏此时雷雨交加,火箭的威力大减,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李克用狼狈逃走,昔日的战友顿时成为仇敌,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从此拉开序幕,他们的争霸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9世纪末期,唐帝国已病入膏肓,在围剿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唐王朝已奄奄一息,朝臣与宦官们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他们纷纷与藩镇势力结盟。

公元900年,宦官势力不仅杀戮朝臣,而且打算废黜唐昭宗,要想制服宦官,不管是皇帝还是朝臣,他们都必须借助地方的力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朱温身上,由宰相崔胤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接到宰相崔胤的书信,朱温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率大军出发,目标长安城。宦官韩全海等人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交战失败后,被迫交出昭宗,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中央政权。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七百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长期被宦官控制的中央军队神策军被解散,紧接着,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胤,他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全部烧毁。不久,唐昭宗在洛阳被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唐朝长达289的统治终告结束。

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后梁建立后,尽管许多藩镇被朱温消灭,连中唐以来最强藩镇魏博、成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哟终结,他就是与朱温接下深仇的李克用。此时,距上源驿盛宴已经过了23年,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雄踞河东的军事霸主。此时,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接下来的中原争霸也正是在这两个军事集团之间展开。朱温弑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李克用南向恸哭,发誓要诛凶讨逆,恢复唐朝,李克用仍自视唐臣,以勤王讨逆为旗号,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张明华:从军事力量上来讲,朱温集团占据着军事上的绝对的优势,但是从道义上来讲,李克用是打着、也就是为唐朝复仇的这么一个旗号而来的,所以说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一种支持。

朱温的军队有严酷的纪律,十分剽悍,他曾下令规定,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被杀或逃走,他所率的全部士兵都要斩杀,这就是有名的跋队斩,对自己的军士尚且如此,对敌兵则更为残酷。李克用则以义气相勾连,以他的义子十三太保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义儿军,然后又以义儿军为中心,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就是山西省晋中艺校,为了今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晋剧雅观楼,讲述的李克用与他的义子一起征战的故事。在故事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十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黄巢大将孟觉海。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由此而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有一时雄杰暴武之士,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的上是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成果。

李彪: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他必须要,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更多的反倒是利,它这个义字只是一个名头。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朱温与李克用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公元908年正月,然而李克用暴亡,直到李克用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托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李晓: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防,把北方的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这是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需要作出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劲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他是把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首要要务。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九个国家,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

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十分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两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扬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封为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止了朱温的南进步伐,是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知诰代吴自立,徐知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荣。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南唐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都取得卓越成就。

李晓: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如果跟北方地区相比,那么突出表现为这样两个不同,第一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地方政权,他们竞相采取了这个发展经济,保境安民这样的的一些政策,这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啊,还有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这是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吴越国王钱繆发展农桑,兴修水利,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苏州、杭州得到大力修建,杭州的六和塔、宝椒塔、雷峰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其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世界堪称一流,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令人羡慕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此传遍天下。
吴越国向南,由王潮、王审知建立的闽政权,正蓬勃发展,海洋经济被大力发展起来,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十国中,地处西南的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山川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朱温建立后梁时,蜀王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胡蔚:唐末的时候,由于战乱,中原的很多官宦和士人,纷纷避难来到前蜀王国,然后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就模仿唐代的官制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也是很完善的一套政治制度,由于这个蜀地它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据险一方,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前蜀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王建堪称明主,他的继承人却残暴昏庸,前蜀灭亡后,后蜀建立,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在位初期,勤劳国事,与民休息,后蜀国势因此强盛,孟昶还是有名的文艺青年,他对戏曲最为痴迷,有些戏班至今仍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在成都,蜀绣女冯玉英是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固守传统工艺的艺人之一,作为传统工艺是蜀袖的民间艺人,已在自己的家里开班传艺十余年,在前蜀、后蜀时期,尽管中原战争不断,但四川却偏安一隅,经济繁盛,这种产生于成都的民间工艺蜀绣,在那时也开始发展流行。

如今,冯玉英的蜀绣作坊腹,已经小有名气,顾客最为喜爱的作品,还是这幅美丽的芙蓉花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宠妃,她也是绝代佳人,而且是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成都又叫蓉城,很少有人知道,蓉城的名字与花蕊夫人有关,相传花蕊夫人最喜爱芙蓉花和牡丹花,孟昶命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人们惊叹其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后蜀宰相毋昭裔等人辑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间集,对后世影响很大,毋昭裔处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刻印刷九经,由是蜀中文化复盛,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也是一个文化聚集的国度,中原地区战火弥漫之时,后蜀一度成为人们向往的文化国度。

中南地区的长沙,是五代十国时是楚国的潭州,当时它是南方最大的茶市,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南方国家中,地处湖北的南平,在各国的缓冲地带,得到生存发展,偏居岭南的南汉,也能兴办学校,提倡文教,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十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北汉,在与辽国结盟后也能割据一方安民保境。

李晓:这样一种城市经济的这个新的面貌,新的格局,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像城市生活当中的很多,内容比如说,勾栏瓦舍这样一些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还有文人士大夫的一些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整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人们商品意识的这个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得益于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如果没有北方地区的旧格局的打破,加上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潮流,可能就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令人神往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的景象,这就五代十国的她对后世影响。

此时的中国,南方割据政权虽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他们都无力改写历史,真正的历史大戏还是在中原上演。李克用去世后,他的继承者李存勖正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展开强有力的中原争霸,李克用临终前留下的三支箭,被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李存勖都郑重地取出放在锦囊里,打了胜仗又放回家庙,这三支箭成为李存勖积极进取的指南针。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全控制的河北地区,刘仁恭父子被擒,李存勖用刘仁恭的血来祭奠李克用之墓,彻底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率部大战契丹大军,将其驱逐出境,李克用交代的第二支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起五代的第二个中原王朝,史称后唐,李克用交代的三支箭只剩下最后一支了,真正的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后梁已经走了下坡路。公元912年,朱温被他的次子所杀,后梁进一步衰败,至公元923年10月,李存勖的军队攻破后梁首都汴梁,曾经不可一世的后梁军队灰飞烟灭。李存勖志得意满,真正达到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正执的地步,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

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李存勖自幼精于音律,能谱曲填词,平定中原后,李存勖经常和怜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怜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史载皇帝时怜伦造音乐,后称乐官为怜官,后来也将以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怜人。在古代传统观念中,怜人的地位是很卑下的,李存勖非常重要怜人,让他们当官担任重要职务,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特景观,怜人的地位突然间逆转直上,在现实政治中粉墨登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帮着李存勖打天下的功臣却被忽视了。怜人中也有正直之士,但更多的怜官仗着皇帝宠信肆无忌惮,官员们敢怒不敢言,怜人景进,专门替唐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只要有人得罪于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进谗言诋毁对手,大祸马上降临,宦官也重新得到重用。

公元925年,宦官和怜人采择三千民女填充后宫,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宦官谗言,将功勋卓著平定前蜀的西平王郭崇韬杀死,兵变再起,魏州等地发生兵变,京城中也出现叛乱,怜人出身的亲军将领郭从谦,平日把郭崇韬当成自己的叔父,关系亲近,郭崇韬死后,郭从谦率部攻打城门,李存勖亲率近卫骑兵出击,但他已众叛亲离,调动不了附近的军队,身边的人也纷纷离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士,现在却孤立无援,独自拼杀,在无比的失落和痛苦中,李存勖被一箭射中,称帝仅三年便死于非命。当时只有一个怜人捡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李存勖编戏演戏都是高手,甚至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祖,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悲喜剧,怜人、乐器和弓箭,装宗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用欧阳修引用左传的话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是十三太保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先后随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三十余年,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且与叛军合并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哗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可能是他自己。

邓小南: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那这个禁军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兵势相对来说的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禁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面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有人气,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一些措施,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整饬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将领了,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李嗣源要想突破兵变格局,即位首先要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制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重新组建了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禁军除捍卫京师外还被派驻各地,牵制和削弱藩镇势力,节度使被频繁调动以防止他们形成割据势力,实力强大的藩镇被一再分割,实力大减。李嗣源还力图彻底消除产生兵变的土壤,他整肃吏治,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养生息,这些措施无疑稳定了政局,也使兵变失去了基础。然而李嗣源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即位时已经六十岁,年老力衰,完善的制度依然无法建立,只好将大量的权力分给家属、亲信,由亲近的人替代原有的军阀成为新势力。

李嗣源试图以情义相勾连来弥补制度的缺陷。但是,他能够成功吗,李嗣源晚年患病时,宫廷政变再度发生,次子李从荣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事败被杀,李嗣源本人惊悸悲恸,凄惨死去,一连串的宫廷杀戮之后。

公元934年,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刚刚即位,李从珂对太原的石敬瑭十分忌惮,石敬瑭不仅是拥有军队的一方诸侯,而且是李嗣源的女婿,为了解除石敬瑭的威胁,李从珂决定先下手为强,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但这一次决定,不仅使李从珂很快死去,而且引发了一道令中原王朝几百年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为抵御李从珂,石敬瑭面临的艰难抉择,最终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方式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

燕云十六州,东西绵延约六百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游彪: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控制燕云地区,控制了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到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被少数民族的骑兵南下,对中原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邓小南:那么把这个地区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他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他基本上都是以游牧作为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得到了燕云16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带,这种情况其实对于契丹民族它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他的这个社会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变,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式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

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继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御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病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使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邓小南:在这个柴荣他整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殿前司的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禁军结构里边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16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鲠在喉,柴荣迫不及待的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莫、瀛、易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承者,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七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

五代即将结束,慢慢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七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的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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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2-3 13:34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三集 宋太祖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从公元907年起,中国历史又步入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梁、唐、晋、汉、周,五个割据政权前后仅存53年,皇帝却更换了13个,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五代所有开国之君全是前朝重将,他们靠政变和杀戮夺取皇位,却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领,于是很快又被别人赶下台去而身死国灭。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小统治者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激烈角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是黎明到来的前夜,老百姓急切盼望着一位能够结束乱世、救他们于水火的英雄出世。

这是一个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手工技艺:汴绣,在北宋时期被誉为“宫廷绣”,又叫“官绣”。宋太祖赵匡胤就专门在京师设立绫锦院,生产汴绣。《双龙戏珠》是汴绣中的传统题材,展现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传奇故事。但由于年代久远,原先的图案早已失传。对于郭宁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郭宁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选料、上绷架、画稿、劈丝、绣制,这幅《双龙戏珠》绣品即将完成。在她看来,现在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编织着赵匡胤传奇的一生。

公元927年三月二十一日夜里,在洛阳一个叫夹马营的驻屯军营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正是后唐禁军军官赵弘殷的儿子——日后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传赵匡胤出生时,屋内红光漫天,跟着了大火似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赵匡胤生下来浑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夹马营因此香了三天三夜。因为这个缘故,赵匡胤小名叫做“香孩儿”,夹马营后来改名“香孩儿营”。在中国历代开国帝王的传记中,像赵匡胤这样神奇降生的传说并不少见,然而,在宋太祖赵匡胤身上,有一段传奇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段传奇源自嵩山少林寺。

这座天下第一名刹,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种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三十二式”。出身军人家庭的赵匡胤自幼喜欢骑射和练武,随后,他来到少林寺学习拳法,很快便表现出过人的武术天赋。这套以赵匡胤命名的太祖长拳三十二式,更是融合了少林寺武术的精髓。一直流传至今。释延奥承袭了先人的衣钵,如今,他是少林太祖长拳的重要传人。

释延奥:相传赵匡胤年轻时曾进少林寺,练习的时候,他把这套拳练的是出神入化,他比较喜欢这套拳,他把这套拳练的很精。所以以后大家为了尊重他,取名太祖长拳。

赵匡胤不仅长拳打得出神入化,他还精通多门兵器,其中最拿手的铁棍,同样来自少林寺。宋代一直有“太祖一根哨棒打下四百州江山”的说法。赵匡胤之后的北宋皇帝出外巡行,专门有人扛着一根铁棍跟在后面,据说那就是赵匡胤当年的兵器,上面还有他的指纹。如今到少林寺来学习棍法和拳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想要达到赵匡胤的境界,在释延奥看来几乎没人可以做到,即便是他自己每天都要不停的顿悟太祖长拳的真谛。

释延奥:学武是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修行里面的禅学,每一个干大事的人,他缺乏的首先就是冷静的心,赵匡胤进少林寺,他在这深造的就是有禅心,禅心一修定,他能更好地思考大的问题。

要成就出一番大事业,必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21岁这一年,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练就一身武艺的赵匡胤将开始演绎他人生的“三十二式”。

但他似乎还没有找准人生的方向,赵匡胤起初往南走,一天,他走到襄阳,住进一家寺院,寺院住持帮他重新确定了人生的坐标。住持是一位百岁高僧,高僧指点他,汉水以南各个政权比较稳定,只有乱世才能出英雄,他应该北上而不是南下。赵匡胤觉得老僧说得有道理,便听取了他的意见,径直往北而去。此时的北方地区正是一个风云乱世,那里一直在等待着有一个英雄去收拾残局,现在,这个英雄已经踏上征程。

邓小南:北方是在53年的时间里,更换了5个王朝,当时历史上有个说法,说是8姓13君,就是更迭非常频繁的一种状态,实际上还不止有13君,应该说至少有14个皇帝,北方确实是经过战乱,长期以来相对来说比较动荡。

公元948年,赵匡胤觅得良机。当时,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正奉命讨伐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赵匡胤投到了郭威旗下,两年后,郭威推翻后汉政权,建立后周,赵匡胤成为一名禁军军官。不久,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赵匡胤很快成为柴荣身边的要臣。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的进一步升迁还需要更多的资本。而眼下最缺少的是,赵匡胤亟需打赢一场战争,来向周世宗证明自己真正的价值。

机会很快到来,周世宗即位不久,公元954年二月,北汉联络契丹进犯后周。周世宗亲征,赵匡胤随驾出征。三月,两军在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北汉军队即占上风。后周几员大将见势不妙,竟临阵脱逃,后周军队立即阵脚大乱。此时,赵匡胤临危不惧,他果断按照周世宗的部署,将禁军分成两部,一部压住敌人的进攻,亲率另一部左翼包抄,直扑北汉敌营,一举扭转了败势,几乎全歼北汉军队。 赵匡胤一战成名,他不仅救驾有功,更重要的是,他替周世宗保住了后周的江山社稷。

李晓:那么这一战的作用,还不单纯表现在这一方面,更加重要的,还是他赢得了周世宗柴荣对他的极大赏识,如果没有周世宗柴荣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赵匡胤快速升迁的故事了。

高平之战后,周世宗着手整顿禁军。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周世宗把天下勇武之士召募进京,再严加挑选,编成一支新军,称为“殿前诸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负责这支禁军部队的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

公元959年,周世宗在北伐契丹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半个月后驾崩,年仅39岁。周世宗英年早逝。他刚满六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史称恭帝。建立才九年的后周政权随即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岌岌可危。周世宗病危之际,对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产生了怀疑,于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注定,重整山河的历史重任,实际上提前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是七岁的小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然而,天下并不因为新年的到来而太平无事,前方传来消息:北汉勾结辽兵进犯后周。据后来考证,这很可能是赵匡胤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所谓的北汉进犯纯属子虚乌有。仓促之间,符太后令宰相范质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派人带兵前往御敌。讨论的结果认为,赵匡胤带兵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

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前一天,即正月初二,“点检作天子”的传闻弥漫京城。禁军殿前都点检,正是赵匡胤当时担任的官职。“点检作天子”,意思是赵匡胤将要谋反,夺取后周天下。谣言有的往往就是未经披露的真相,传闻甚嚣尘上,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赵匡胤此时进入到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手握重兵的赵匡胤随即在京城发动兵变,将会触犯众怒,导致人心向背。临危不惧才能成就大业,对于赵匡胤就不仅体现在战场上, 对于出征前的准备,赵匡胤一直在有条不紊的部署,他没有受到谋反之说的影响。

史载,正月初三这一天,相传开封府上空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赵匡胤军中有个叫苗训的小军官,首先发现这奇异的天象之后,找到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说:看来又要出一个新天子了。

陈桥驿,地处距开封市50公里的封丘县,虽然这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但由于地处偏僻,如今已鲜有人来这里参观。李宗堂已经在这里守候了大半辈子。每年正月初三,李宗堂老人都要给这里供奉的主人赵匡胤敬上三杯酒。这是历来看门人都必须遵循的一个传统,因为谁都知道,在这一天,赵匡胤不能没有酒。

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这一天,赵匡胤带兵出征,夜宿陈桥驿,当天晚上喝的大醉。第二天清晨,忽然外面喊声四起,醉梦中的赵匡胤急忙跃起,刚一出门,一伙人便拥上前来,将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还没等赵匡胤反应过来,眼前已经跪倒一大片,大家高呼万岁。

就在梦境与现实交接之间,赵匡胤变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陈桥兵变”,事件的主角就是赵匡胤。如今,在陈桥驿显烈观里供奉的赵匡胤塑像,依旧是黄袍加身。

邓小南:在官方的史籍里通常都这样讲,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去看看当时历史材料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而且把这样的一些内容,把他拼叠在一起,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把握到事件的全貌。陈桥兵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我想还是在赵匡胤和他的一群周围的一些谋士,包括智囊人物,在他们的总体策划之下,一步一步地进行的。

兵变计划的周密部署是在正月初一开始实施的,当赵匡胤接到御前会议让他带兵出征的命令后,他先支开并非亲信的慕容延钊,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己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爱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同时,就连家人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早有考虑:据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记载,出军时,赵匡胤的家人全都躲进名叫定力院的寺庙藏经楼,以防不测。如此看来,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完全是依靠他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和周密的部署。

不过,事情假如只是到此为止,那么,赵匡胤的行为跟五代时期所有依靠叛乱夺取权力的军阀毫无区别。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却真正显示了一个开启伟大王朝的政治家风范。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率军杀回京城开封,逼迫幼主柴宗训让位。然而,这位兵变的主角却下达了一道特殊的命令:要求所有将士回到京城之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许抢掠国库,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一道似乎简单的命令,却把赵匡胤与五代时期的所有政变者区别开来。

李晓:其他的那些政变者为了获得政变的成功,甚至是放纵乃至鼓励手下的将士们大肆抢掠,所以杀死前任的领导人,大臣弑主,犯上作乱的情况是层出不穷,这种情况带来的是社会更大的动乱。

正月初五,赵匡胤带着他的叛军回到了京城,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但仅此不足以顺利登上皇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梯,就是让后周大臣诚服于他。面对后周大臣的严厉谴责,赵匡胤一边哭诉一边自责,这是马上就要篡权登基的赵匡胤十分尴尬的一刻。此时,必须要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将历史往前推一把。作为赵匡胤的贴身侍卫,罗彦瑰从赵匡胤身边走出,按剑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就这样,一声呵斥终结而来后周的历史。赵匡胤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

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新的王朝便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消息传到华山隐士、“易学大师”陈抟那里,这位老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从此平定!”

李晓:从安史之乱以后,一百多年当中,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一百多年了,兵连祸结,苍生涂地,老百姓乱都乱怕了,所以渴望和平,渴望安定,这是时代之方向,社会之潮流,人心之所向。

对赵匡胤而言,“黄袍加身”意味着开始,因为,陈桥驿只是他17年帝王生涯中的一个小驿站,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彻底划上句号,开创一代盛世王朝,赵匡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赵匡胤首先面临的是,唐末以来军阀混战后四分五裂的江山,统一版图和复兴中原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但统一序幕尚未拉开,就有人举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是赵匡胤始料未及的。

赵匡胤登基不久,李筠和李重先后在山西潞州、泽州和江苏扬州起兵反宋,宋太祖御驾亲征,很快将叛乱镇压下去。剿灭“二李”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揭竿造反,天下归于平静,然而,宋太祖却为此失眠了。他认定,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到自己手上并未根绝,相反,还有继续蔓延下去的可能性。每次失眠的赵匡胤,都会想到跟随自己征战几十年的患难兄弟—如今的当朝宰相赵普。

游彪:不管是在他打江山的过程中,还是说他后来建立宋朝后,在治国安邦的过程中,一直很重用赵普,他为什么很重用他(赵普),就是因为赵普的确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他的政治、谋略上,还有其它的方面,他的确有过人之处,所以宋太祖才会重用他。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关于这天晚上的谈话,在北宋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有详细记载。四个月之后,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这又为赵匡传奇的一生写下了一笔。

即便是到了现在,开封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扮演赵匡胤的专职演员,李保田也记不清楚二十多年来,他演绎了多少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公元961年初秋的一天,宋太祖设宴款待跟随他立下赫赫战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显得愁眉不展,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太祖说:做皇帝真是太难了,因为谁都想做皇帝。石守信等人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自己决无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要是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不得不做皇帝啊。众将一听,吓得一起离席叩头,请求指示一条生路。太祖就给他们出主意,解甲归田,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买些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众将终于明白太祖的意思,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称病辞职,请求解甲归田,太祖顺水推舟,把他们调到外地当官,一举收回了禁军兵权。

李晓: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的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是在哪个地方。所以杯酒释兵权他解决的,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的新老交替。

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到五代时期,社会窜窃成风,兵变似乎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同样得益于兵变,但赵匡胤知道,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北宋也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杯酒释兵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想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宋太祖必须要更为有效地打出他的长拳三十二式。

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力无边,中央失去控制。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取消了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他们投置闲散,使他们再也没有威胁中央的可能。
为削夺藩镇兵权,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集中到京师,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但兵变不是只出于藩镇,陈桥兵变正是源于禁军,对禁军的控制更是至关重要。

宋太祖确立了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共同统领禁军的“三衙”鼎立体制,使禁军将领之间相互牵制,确保了皇帝作为全军统帅的地位。

邓小南:这个三司也就是三衙,他们是有握兵之重,但是呢他们没有发兵之权,所以这样呢,把发兵权和握兵权分开了,就从制度上形成一种制衡,这样的所谓的三衙和枢密院的统军体制,就使得宋代它的禁军发动兵变的可能,几乎是被消弭到一种不可能的状态,那么这样呢,也为后来宋代的平稳的发展铺下了一条道路。

宋太祖将二十余万禁军的一半部署在京师,其余一半分散到外地驻扎,使京师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并起来能够制止京师可能发生的变乱。宋太祖还推行“更戍法”,驻屯京师的禁军和驻扎外地的禁军经常调动,轮流换防。同时,军队将领也须经常更换,防止将帅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渊源关系,避免了骄兵悍将犯上作乱。

宋太祖的举措不仅只体现在军事制度上,同时,还形成了以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的中枢分权格局,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共同参决朝廷政务,这种格局分散了宰相的制权,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宰执群体内部的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加强了君主专制。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终结了历史的轮回。

邓小南:就赵匡胤个人来讲,在这个十六七年的在位期间,他从一个军阀成功地转变了角色,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一个君主。那么,就他统治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来讲,也有效地从那种动乱转向了比较安定,用当时的人的话来说呢,就是抑乱为治,把这个混乱改变成了一个相对治理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我想呢,赵匡胤他的这份政治遗产,不光是对于北宋来说,对于宋代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于后来的历代君主,其实都有启示的意义。

下面,宋太祖该祭出他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最富历史性争议的招式了,这就是:文人治国。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武人最为专横的时期,文人的地位落到了历史的谷底。

宋太祖本人虽然行伍出身,却十分喜爱读书。赵匡胤早年随周世宗远征淮南,返回京城时,带回几个大箱子,有人诬陷他搜刮金银珠宝准备私吞。周世宗十分生气,派人搜查,结果全是书籍。

他说,五代时武人把百姓害苦了,他现在就用读书人,找百十来个文人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账,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不及一个武夫。他教育手下的大臣:“今之武人,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其实,英明的帝王都明白一个道理:武力可以夺天下,文治才能迎来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并一再提倡宰相须用读书人。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宋太祖不但率先垂范,而且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愈来愈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整个宋朝一代,中国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太祖留下了一条“祖宗家法”: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北宋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宋太祖留下的“誓碑”上发誓,其中一条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不管他写的奏章言辞有多么尖锐激烈,也绝对不能杀。

然而,改革讲求平衡,过犹不及都将遭受沉重的教训。由于片面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朝社会以习武为耻,以学文为荣的风气越来越盛。由于过分注重政务部门和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能的发挥,造成了宋朝政治的诸多弊端,其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造成宋王朝武功不振,严重削弱了王朝抵御外侵的能力,这导致宋太祖之后的北宋皇帝大多寝食难安。

即使消除了来自政权内部的政变威胁,赵匡胤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又是一个飞雪之夜,赵匡胤再次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一次问题在于,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

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后继承下来的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各地,广袤的中华大地,大多仍为五代十国的残余政权所占据。这种形势,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

李晓:赵普他就讲,陛下您现在的疆域虽小,但是,开疆拓土统一全国,也正在此时,赵匡胤就问,那你有什么意见呢,赵普就讲,这个北汉仗着后边有契丹的支持,所以一直与我们为敌,该打,打呀也能把他打下来,但是一旦解决了北汉以后,我们就跟契丹全面接壤了,契丹可是个劲敌,仗着燕云十六州,不是很好收拾的,所以呢他主张先向南打。

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中原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
赵匡胤一生与雪有缘,他两次雪夜访赵普获得治国良策,他生命的最后还是以雪为伴。

公元976年十月二十日,开封城中风雪弥漫,这是这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来得要早。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地上的银白世界,赵匡胤心情很好。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喝酒。兄弟俩喝到酒酣耳热之时,不知为何,宋太祖将旁边侍候的太监宫女统统支走。

关于这场夜酒,史书记载:遥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不时离开席座,看样子似乎有谦逊退避之状。禁漏三鼓之时,这场夜酒终于喝完了,这时,院子里的积雪已经下了数寸,宋太祖拿着一把玉斧在地上戳雪,一会儿回屋,解衣上床,鼾声如雷。当晚,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突然驾崩,时年仅50,宋太宗继位,宋太祖时代宣告结束。

宋太祖之死,烛影斧声留给后人一个千古谜案,有人说赵匡胤死于谋杀,有人说,赵匡胤死于常年饮酒过度,或突发脑溢血。时间之河奔流不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考证这位宋朝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就像这幅汴绣上穿云破雾的龙一样,赵匡胤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用他的卓越智慧和超人胆识,终结了乱世,给天下百姓带来而来久久期盼的和平,书写了宋太祖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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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2-7 14:17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四集 澶渊之盟

农历十月的遂城,已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满山遍野都是辽军,戍卒急急忙忙向守城将领报告。幸运的是,遂州的守将是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人称杨六郎。杨延昭面临三种弱势,遂城狭小,武备又弱,还有大军压境,人心惶惶,加之此时天寒地冻,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并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时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杨延昭命令守城将士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军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甲。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在白日下熠熠发光,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举国大军竟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遂城,遂城仿佛是铜墙铁壁,成为货真价实的铁遂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遂城之战只是辽宋数百场战役中的一场,辽宋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

辽宋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之多的战争呢,位于今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的幽云十六州,本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在五代十国的政治乱局下,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得到契丹支持,夺取帝位,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契丹据有燕山山脉,控扼长城关隘,中原王朝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铁蹄下,对于契丹来说,幽云十六州同样重要。
赵冬梅:燕云十六州对于契丹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你想他得到了那么一大块广袤的,原本属于农耕民族的土地,而且那土地上原来都是农民,是耕作者。所以他们等于是得到了一块发展农业的基础,这个对于他国家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长城一线归他了,对契丹人来讲,确确实实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中原王朝与辽朝都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合法拥有者,因此,无论是后周,北宋与辽的战争都在所难免。后周世宗在位时期,大举北伐,一举收复了瀛洲,莫州、宁州,以及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等关南之地,周世宗对关南地区的收复为辽宋之间的争夺埋下了伏笔。宋太祖对辽采取防御性的牵制策略,来则掩杀,去则勿追,避免与辽发生大规模的直接交锋。不过宋太祖并未放弃最终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他设置封桩库,将收缴各割据势力所藏的金帛存放于此,积蓄金帛,从赎买到北伐两方面做准备。

宋太宗继承了太祖的遗志,分别进行了两次北伐,但是这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太平兴国四年的高粱河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宋太宗更是狼狈不堪,只身逃往涿州得以幸免。雍熙三年,宋太宗欲一雪高粱河之辱,再次派三路大军北伐,同样大败而归。老将杨令公陷入了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全军覆没,自己也中箭被俘。在辽营中,杨业坚贞不屈,绝食三日,精忠殉国,昔日的无敌将军,无奈陨落于辽营。

宋史《杨业传》等史书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但是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杨延玉,在雍熙北伐的过程当中,随杨业战死于陈家谷口,另一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延昭,杨业在攻打瀛洲、朔州的时候,杨延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杨家将的英雄事迹,一直感召着后人,距离开封城南10公里的朱仙镇,是宋朝四大名着之一,也是中国木版年画的发源地之一。朱仙镇木板年画都以历史名将为主,关于杨家将的内容也是木板年画的主要题材。透过色彩浓重的朴实线条,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昔日战场的刀光剑影。杨六郎,实际上在家中排行老大,他智勇善战,率领官兵先后击退了辽军上百次进攻,令辽军闻风丧胆,辽人认定杨延昭乃天上六郎星宿下凡,所以称之为杨六郎。然而,杨家将虽然勇猛,却无法改变战争的大局,两次北伐的失利,使北宋统治集团放弃了积极主动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的防御部署。

在遥远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在辽圣宗和他的母后萧太后的治理下,走向鼎盛,于北宋转攻为守相对应的辽朝一方,却开始转守为攻。辽人不能坐视宋人在边境囤结大军,虎视幽云,辽朝开始采取进攻的策略。幽云十六州为石敬瑭所出卖,固然是中原人的耻辱,然而,对于契丹人来说,已经划为自己版图几十年的关南之地,被北周世宗所夺走,也未尝不是一种耻辱。发生于999年的遂城之战,仅仅是辽国大举南侵的序曲。由于辽宋之间的边界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试探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两国之间酝酿着更大的暴风雨。

1004年,宋辽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这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举国南侵,揭开了澶渊决战的序幕。辽国统军元帅乃顺国王萧挞凜,曾在朔州生擒了宋将杨令公,战功赫赫,成为南侵的灵魂人物。这年九月,因为战争的无休无止,显得特别漫长,辽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西路军五万人,目标是北宋的岢岚军,润9月28日,岢岚军会合并州、代州援兵,出战辽军,大败辽西路军。东路20余万辽兵在闰9月15日,大破唐河北岸的宋军,22日,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与主帅萧挞凜合攻定州。此后,辽军兵分三路,一路向高阳关,祈州和武强一带运动,一路往东南方,骚扰德州、棣州、滨州,以此两路牵制关南的外围,一路全力攻取关南战略要地-瀛洲。

赵冬梅:如果看战场形势的话,辽朝是悬军深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补给线他跟不上。而且还有了,我们说辽军是悬军深入,还有一个重要标志,他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都没拿下来,大城市一个都没有拿下来。定州那个最大的镇,他是绕着走的,然后他试图打下来河间,就是瀛洲,打得极惨。

辽军在瀛洲遭遇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连僧尼也参与了保卫战,这就是著名的瀛洲攻防战。辽军日夜攻城,击鼓吹号之声传遍四野,火把将暗夜照得犹如白昼,萧太后和辽圣宗更是亲自上阵,擂鼓助威,指挥军队奋勇攻城。战后,宋人缴获的铠甲、兵失、竿牌等物件达上百万件,进攻关南的辽军死者三万余人,无功而返。

瀛洲攻守战的胜利,并不足以解除北宋王朝的危险,当萧太后和辽圣宗进攻瀛洲时,萧挞凜转战外围,于十四日攻破祈州,一直南下,此举让宋廷震惊。兵锋屡挫的辽军,竟然不退反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全军深入,将要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澶州是北宋都城的门户,也是北宋抵御契丹的最后防线,辽宋之间的决战将在澶州进行。

刘浦江:幽云十六州失去之后,这个长城一线的天然的一个军事防御线没有了,所以这个华北平原是一马平川,所以这个契丹骑兵南下的话。当时北宋,基本上没有很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如果说澶州是失守了的话,这个契丹骑兵要过了黄河的话,那就这个就等于大门洞开了。

烽火一夕九传,辽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宋真宗的耳中,朝廷上下震骇,真宗急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可是殿前会议上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持不下。主和派以王钦若和陈尧叟为代表,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一听说契丹南侵,立即密请真宗迁都金陵,而同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蜀人,则密请真宗迁都成都。面临着大敌当前的生死关头,到底是放弃还是坚守呢,迁都就意味着放弃广阔的中原,中国将重新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这是宋真宗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寇准,寇准认为现在皇帝神武,将臣和谐,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自当引退。如果抛弃宗庙,远徙江南和蜀地,必将导致民心崩溃,大宋的天下也无法保全。

寇准的话,让宋真宗热血沸腾,他想起而来太祖设立封桩库的北伐愿望,想起了高粱河之辱,想起而来边疆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宋真宗终于坚定了御驾亲征的决心。北宋王朝将澶州作为抗辽的最后一道防线,皇帝将要亲自赶到战场的最前沿。就在宋真宗决定亲赴澶州督战时,却收到了来自前线的议和信,这封信来自辽军大营,传达的是契丹最高层萧太后的意图,但是,信件却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二十出自于一个叫王继忠的人。

张希清:王继忠他出身于军人世家,因为父亲战死,六岁时就荫补为官,在宋真宗为太子的时候,两人就过从甚密,成为宋真宗的亲信。那么在宋真宗即位之后,王继忠升迁更为迅速,不到六年,他就升为定州路副都部署,也就是北宋三大军区之一的副总司令。在宋真宗咸平六年,王继忠在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萧太后知道他是宋真宗的亲信,对他特别的照顾。

这封信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却是出自北宋降将王继忠之手,是否代表萧太后的真实意愿呢,如果信件只是辽方的缓兵之计,北宋将会错失大好战机。澶州毗邻黄河,随着战事的持续,一旦黄河结冰,天堑将变为通途,辽军铁骑可以从冰上越过,长驱直入,直逼京城。一封信将会颠覆整个王朝,就连宋真宗也认为,辽军如此凶悍,结盟之说恐怕难以置信。面临着关乎存亡兴败的严峻局势,北宋王朝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战争,另一方面考虑到黎民百姓的实际需求,北宋也需要和平。于是,真宗给辽方回信道,朕自从登上大位,爱养黎民,岂欲穷兵黩武,常思息战安民,如辽方却有议和诚意,自当遣使谈判。

赵冬梅:当时有一个宰相叫毕士安,毕士安做了一个分析,毕士安提出两点理由,他说可信,他说第一点,王继忠这个人可信,毕士安也是真宗潜邸,就真正当皇帝之前的那个幕僚,所以他跟王继忠很熟,他觉得王继忠这个人,人品上肯定没问题,只要出自他手。另外还有一点,毕士安有一个推断,他是说,虽然辽军是大兵压境,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战场上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他认为萧太后会想要议和。

辽宋之间的战争似乎拨云见日,十月,宋朝派出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朝,辽朝在议和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南侵的步伐。曹利用抵达天雄军时,正是辽军大举攻城之时,因为怀疑契丹议和的诚意,被守军主帅所阻。一旦辽以议和为诱饵,争取时间,完成对澶州的军事部署,将对宋朝形成致命的打击。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史称南城北寨,中间以49只浮桥相连。澶州为大河津要,向有北门锁钥,河朔保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辽与北宋又要在澶州兵戎相见,无论是战是和,澶州都将在中国历史上浓重的一笔。

张希清:辽朝希望能够拿下澶州,达到他收复关南之地的这样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呢,他就是以战逼和,用战争的手段来逼迫宋朝签订合议。宋真宗那么也是针锋相对,御驾亲征到澶州的前线,用战争来对付战争,用和谈对付和谈,用战争和和谈两手对付这个辽朝的战争和和谈两手。

宋真宗从开封派出的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营进行和谈,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的举措,因为宋真宗决定要御驾亲征,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做好了战争和谈判两手准备。真宗亲政之时,以参知政事王旦为东京留守,王旦深知战局凶险,前途未卜,御驾离京前,特地将宰相寇准叫到真宗面前问道:如果十天之内接不到捷报,该如何处理;真宗沉默良久,说道,立皇太子。这实际上是安排了后事,表明北宋君臣将士要与辽决一死战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日,宋真宗御驾亲征,各路兵马集结,车架从京师滚滚出发,此时,20万辽军兵临澶州城下,澶州攻防战将直接关系到宋朝的生死存亡。就在决战一触即发之时,一个关乎整个战局的事件在澶州城下突然发生了。三天前,辽军主帅萧挞凛带领亲兵巡视地形,在遥远的澶州城楼,正有一张床子弩对着他虎视眈眈,那天正好威虎军头张瑰当值,张瑰率领手下开动了澶州城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床子弩。张瑰不知道,他瞄准的人物竟然是了辽军主帅萧挞凜,更不知道这次斩首行动将会扭转辽宋之间的战局。

赵冬梅:床子弩有双弓的,还有三弓的弩,好像是它的力气非常大,就是那种最强力的床子弩,就是根据《武经总要》的话,上百人一块给它上劲儿,才能拉得开,最少的也需要几个人一块儿拉,才能拉开,所以可以想象它的那个力气之大,然后它的射程也非常远,120步,甚至还有写300步的,那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当时,那东西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武器。

张瑰看见远处山头上人马杂沓,令手下偷偷搬动床子弩,对准辽军为首之人,接着用大锤砸下机关,强弩旋即射出,强弩正中萧挞凜额头,当晚萧挞凜死于军中。第二天运载萧挞凜灵柩的车子达到,萧太后悲痛欲绝,罢朝五日。萧挞凜是南征辽军的主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的死无疑给辽军带来沉重的打击。
张希清:在澶州城下,萧达凛突然被宋军的俘弩射死,使辽军失去了军事指挥的灵魂人物,军威重创,士气大挫,辽朝已处于主将折戟,进退两难的窘境。萧挞凜之死,左右了宋辽战局,也加速了澶渊之盟的进程。

在萧挞凜死后的第三天,宋真宗的大军到达澶州城下,澶州北城地域狭小,又贴近前线,前线守将请求真宗车架止于南城,相对要安全一些,真宗见澶州北城外狼烟滚滚,也有点疑惧忐忑。此时澶州北城的宋军正遭受辽军猛烈进攻,将士们亟待提升士气,他们翘首期盼皇帝能亲临前线。公元1004,年11月26日,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临澶州北城,并登临守城第一线,作为国家的统帅站在了大军面前,对于宋真宗而言,他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对于宋朝而言却迈出了一大步。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形势,在北城门楼,随从们为宋真宗张起黄龙旗,远远近近的宋军,一见皇上的黄罗伞盖,都踊跃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勇气百倍。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也让宋辽议和最终成为可能。萧挞凜一死,辽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骑虎难下。

赵冬梅:萧太后对于宋辽关系,她也有个权衡,我相信萧太后的战略眼光,她想要解决,宋辽之间的这个边界问题,她也不想把这个问题,就是让它长期悬而未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萧太后真的是想要和平,宋辽之间的这个和平,就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的情况底下,那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还是和谈。
然而此时,宋朝谈判特使曹利用却杳无踪迹,萧太后苦等宋朝使节不来,加之辽军在战场上多处失利,时局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萧太后于是让王继忠再次修书一封,传达辽国议和的诚意。萧太后敦促曹利用尽早来辽营和谈,但苦苦等待,却依然没有音信。原来,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攻势未减,天雄军主帅王钦若仍担心其中有诈,不肯派遣曹利用出使,萧太后和辽圣宗不得已,只好命令王继忠第三次修书,要宋朝从澶州另外派遣使者火速前来议和。频频来自辽方的热线消息,终于让北宋朝廷摸清了对手急于议和的底牌,真宗一方面下诏给天雄军主帅王钦若,要他敦促曹利用北上和谈,另一方面以手诏交付王继忠,表示宋朝愿意和谈。

辽方苦苦等待的宋朝议和特使曹利用,终于出现在辽营中,辽国母萧太后一见曹利用大喜,萧太后仍然坚持要索还关南之地。关南之地是宋朝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将无险可守,因此遭到而来曹利用的严词拒绝,和谈陷入了僵局。辽朝君臣意识到,战争再拖延下去,必定对自己不利,宋军士气高涨,各方援军即将赶到。但是此次举国南侵,若未得到一点好处就退兵,是在说不过去。12月1日,辽朝派遣韩企持国书与曹利用来到宋军大营继续和谈,当时的形势对宋朝有利,主战派寇准不同意议和,故意提出了辽方难以接受的议和条件。一是让辽国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前线守将杨延昭也上书,认为辽国兵临澶州,距离北境千里,人马疲乏,只要各路大军把守要道,就可以歼灭辽军。对于寇准和杨延昭的军事策略,真宗没有采纳,而是再次派遣曹利用至辽营议和。临别时告诉曹利用,辽方的要求尽量满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岁送银、绢百万也行,寇准听说后,偷偷将曹利用召来,说道,虽有圣旨,但是你答应辽方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超过三十万,我就将你斩首。

赵冬梅:宋真宗要谈判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虽然当时战场形势可以达到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如果说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十六州,恐怕也费劲,然后第三呢,再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够呛,在加上真宗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是勇敢的人,也不能算太怯懦的人,是个务实的人,是个务实的平常人。

曹利用至辽营,果然按照寇准的意见行事,辽朝上下见大宋使者态度坚决,索地无望,而目前和谈条件,也对辽方有利,终于答应结盟,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誓书规定,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年齿论;第二,划定北宋与辽朝的边界,辽方承认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站前事实占领状态,双方宣誓,各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第三,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名为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第四,双方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张希清:它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往来,这种和平安定的局面,给宋朝和辽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澶渊之盟,对于宋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形成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公元10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戏剧般的化解了宋辽两国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葵跃龙骧。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后,在班师回京之前,赋诗言志,镌刻于石,号称回鸾碑。回銮碑见证北宋抗击辽朝,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见证。如今的濮阳老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街区和布局,而中心去矗立的四角牌楼上,赫然写着的大字,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地位和历史,澶渊之盟所形成的以兄弟相称、平等相处的长久和好关系,在中国古代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现在的人们很难将北京房山云居寺,与黄河岸边的澶州城联系起来,云居寺曾是辽朝的实际控制区,在云居寺里收藏着大量的石刻佛经。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将为战争中断了的云居寺石经重加刊刻,辽圣宗续修石经,实际上得益于澶渊之盟后的偃武修文政策,促进了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因为宋辽两国的交往频繁,辽朝的天祐皇帝甚至在开泰寺所铸的银佛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愿后世生中国。辽朝加快了借鉴宋朝制度,吸收汉族文明的步伐,辽朝文化开始出现于大宋文化趋同的现象。

巴林左旗博物馆藏有大量辽宋时的文物,其中部分文物见证了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和平交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月的流逝无法遮蔽宋辽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

王利华:天宁节银挺,所谓的天宁节,就是宋徽宗的生日,这是宋徽宗过生日的时候,地方官吏给他进贡的岁币银,澶渊之盟以后,这方银挺就作为岁币银来到了大辽国,这个银挺,它是出自辽上京汉城的,实际在50年代初期呀,在市面上呢,咱们已经发现了50多铤,这样的岁币银了,这正是符合这个咱们历史上所说的重熙增币。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是在战争中签订的城下之盟,誓书中规定,宋纳辽岁币三十万,对宋朝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宋辽约定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没有屈辱性的名分。所以岁送三十万银绢,既不是藩属国的朝贡,更也不是战败国的赔款,对于庞大的战争经费而言,三十万不过是九牛一毛,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百分之一。

澶渊之盟后,北宋的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的输入辽方,辽朝的盐、玉器也大批出现于大宋的集市上。从此,边疆人民放下干戈,捨起锄头,躬耕于陇亩,辽宋之间的大道上,使者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100多年的和平,但是,澶渊之盟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张希清:澶渊之盟也给宋朝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呢,澶渊之盟是宋朝的当权者片面的得到一种印象,就是通过用金钱赎买的办法,就可以消除边患,永保和平。于是,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的当权者在国防战略上又有所退步,就是呢,从守内虚外,变为忘战去兵,疏于武备。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朝君臣从此羞言武备,奢谈太平,以屈己讲和为最高目的,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国格与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古人云,能战方能言和,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寇准的力排众议,如果没有真宗的御驾亲征,如果没有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和平不可能那么快就到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历史事实证明,既不穷兵黩武,又注重加强国防,增强国力,这才是强国卫邦之道,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十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马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地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是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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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2-10 20:30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五集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北宋建隆二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发话,暗示众将应该放掉手中兵权,拿着俸禄,回家养老。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这便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的一条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呢。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经典戏码,刚刚结束的五代十国,可是说是中国历史上乱臣贼子一窝蜂的大乱世之一,唐末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在中国南北方建立了众多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样更替,人民倍遭涂炭。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武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武人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武人干政,由文官来织里国家。相传,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嫡子,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而后继位的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迎来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

对于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无疑是个美好的时代,与唐朝相比,宋朝官员大都兼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连普通百姓,也钟爱戏曲这些文化活动,流连在这座还原了昔日汴梁胜景的清明上河园,人们不难想象,宋代都城那一番酒家林立,市场繁茂、文化生活丰富的景象。李良学:就是拿北宋都城,就是首都开封来说,150万人口,这在当时世界来说,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最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20万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30万人,其它欧美国家首都没有一个超过十万的,所以说开封能够这样繁荣发达,都有赖于北宋朝廷与文人士大夫共同治国理政这个政策。

赵冬梅:宋代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仅仅是说拿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他首屈一指,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发展史上他是最顶峰的。比如说,文学宋词是可以跟唐诗媲美的,宋词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然后还有宋代的俗文学,还有宋代的航海技术,就是各个方面你去看,还有经济的发展,它由于政治上的宽容,文化的发达,然后技术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主要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整个宋代社会,至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曾经呈现出一种很令人向往的那种那种美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中国人要往回望的话,我觉得是个黄金时代。

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实行的300年的基本国策,就是右文政策,它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发展,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纂及印刷,这是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下民心而制定的一个基本国策。它重用文官,在谏者无罪,右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够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后继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防止武人干政,开始对文人报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而宋太宗则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对文化弘扬,使文人受到重用,此后的宋真宗又继续这个政策,如此一来,到宋仁宗的时候,才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赵冬梅:其实宋朝的文化你要去看的话,从晚唐五代,然后进入宋初的时候,它的水平,就是那些文化人的水平,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到了太宗朝这样弘扬,然后到了真宗朝,又继续这个政策,到仁宗朝的时候,顿时就不一样了,就是文化这个东西很讲究积累,你不能破坏它,也不能着急,你要让它慢慢长,那才是一个文化的变,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是要看一个过程,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这种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你想想从晋代以来哪里有过。        

但是,右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数党羽,互相倾轧,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臧否失实,真伪相貌冒,朋党现象对于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

游彪:有相同利益的这样有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影响非常大。

包伟民:朋党是个贬义词,毫无疑问好,那么朋党问题在我们的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官员就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你组成小团体,就是为你的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会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一个敏感的一个问题。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一百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接续宋太祖帝位的宋太宗,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守服从,唯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势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初露端倪。太平兴国三年,戊寅科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旦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比周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封禅的闹剧。

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帝,才算受命于天,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祭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当年宋真宗皇帝也是为了稳定帝座,命令他的城乡王钦若在泰山极顶,自己人为地降了一块天书,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宋真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就借着这个闹剧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天晛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

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正士,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赵冬梅:你一定想想宋是从哪儿来,宋是个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之前的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是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的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仁宗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进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为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进的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

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六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缺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作参照。范仲淹借景喻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赵冬梅: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正是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须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礼,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明道二年,刘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太后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应该感谢她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她那些小过失,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进,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赵冬梅: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的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有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就是到社会的上层去,这个国家就很有希望。

包伟民:政治理想,觉得大夫就是应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和最终的关怀。

明道二年12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认为,废黜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明,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伏阁请对,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像,应该将他们集体贬逐。此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那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可押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对。

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亭公园,正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所在,当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在此上演。景祐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拱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她的专权逾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疏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变坏朝纲的权臣张禹映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旨,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儆戒百官越职言事。

赵冬梅: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变,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不少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疏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侍制李泓、集贤校理王质不避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氏甚至还公开宣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莺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之人起家用儒业,驰骋古今无所遗。这首诗一时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

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处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新进势力虽然暂时被弹出下去,可年老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即小人的观点开始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起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疏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

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疏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黜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制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李学良:吏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既得利益。

游彪:它的核心就是官员的特权进行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作用,就是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也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讥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了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继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腾、范二人兴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十六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按察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权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腾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党员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岳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赵冬梅:范仲淹有些直,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的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的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洛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戬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渭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渭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沪停止修建。刘沪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沪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戬、刘沪等人辩护,并要求将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争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剧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

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正名,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的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是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包伟民:欧阳修尽管文章很有名,他是个如此了不起的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在政治上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个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的身边,只要是朋党,统统干掉。

赵冬梅: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呢,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所谓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介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富弼、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这一招让范仲淹、富弼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黜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由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游彪: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以后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就失败了。

包伟民: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改革,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不愿意了,他想要拿自己开刀。

一场由新晋士大夫戴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和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比如富弼、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继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大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它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

赵冬梅: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再好不可能,再好就必须有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好的东西。仁宗嘉祐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一位三十八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士人名叫张载,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二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特请二十三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滋纪念。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关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人称横渠先生。他用四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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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2-14 13:15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六集 王安石变法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的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此时的东京汴梁,行人如织,摩肩接踵,勾栏瓦肆之内,客商云集,歌女们吟唱着苏东波,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团锦簇的文明昌盛,让历史学家陈演恪不禁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花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被人以及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在这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曾是前朝的禁军指挥,军权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开始担心手下的将帅们哪天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江山,赵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将,振兴文教的国策,他要后世帝王优厚士大夫,从此宋朝走向了广开科举的道路。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设计,阻止在房地的制度设计,却给宋朝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员数量与唐代相比,增加了十倍之多,从而导致了政府分权制度错综复杂,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坛之上,宋代历史学家叶氏曾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统治者采取养兵政策,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吾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僚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虽然士兵至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侵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的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便开始不断的寻匿,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裕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

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重,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矢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范国强:司马光当时给宋神宗提了六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他也给宋神宗提了三条建议,就是任官,信赏和必罚。

毛丽娅:其实这六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神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神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二十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勇于革新的富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范国强:其实宋神宗对富弼寄予很大的希望,毕竟他以前也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史书上记载,神宗是良久不语。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之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韩纬。

范国强:韩纬是谁呀,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室参军,韩纬和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经常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纬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都谈得头头是道,说的宋神宗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真有学问。

毛丽娅:但韩纬总是给神宗说,这些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说的。

由于韩纬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良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还系统的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主张的是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没有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

毛丽娅: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拗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

范国强:甚至有一次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则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没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面对自己伟大的报复,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使整个大宋帝国走上变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辞赴任,也使他的声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开始为王安石铺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范国强:王安石听了宋神宗任命,马上给宋神宗写了个谢表,一个推迟字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关国家最重大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是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在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有个外号叫内相,也就是皇宫里头的宰相。

浮云映郭留佳气,飞鸟随人做好音,公元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此时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从他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时奉诏入京的心情是欢愉和轻快。此时的他刚满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知道他将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图。宋神宗见到王安石,单刀直入的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神宗又追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两人的对话,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神宗对于变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对于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却持有反对意见,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却说,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就使国库充盈。王安石所说的治国方法,是以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天下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所用为原则,从理财用手,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王安石的方法是调整地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发展生产,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强化统治力量,这种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主张和变法宗旨,正与宋神宗希望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目的不谋而合。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王安石的话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最后宋神宗认为用王安石来辅助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从此王安石的变法正式拉开了序幕。王安石首先将变法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裕。鄞县是王安石早先从政时的一块试验田,他很早就发现,在一年当中,农民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春天,那个时候农民家中的秋粮差还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粮尚未收割,正所谓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钱借粮给普通的农民。王安石上任后,将官府粮仓的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够解决农民缺粮的问题,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这次地方小范围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种正是王安石变法首先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

推出的新法青苗法,青苗法灵活地将国家代替富户,把粮仓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年利率贷给农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现象,这项新法是王安石变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然而,王安石这个最得意的手笔却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对王安石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

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争执的纠结之处,司马光一直认为天下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在剥削百姓罢了,可以看出司马光反对聚敛,称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这与王安石以富国为目的的主张恰恰相反。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就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好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的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财利上,但是,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青苗法从出发意图上是好的,况且这项法在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大获成功,赢得百姓的称赞。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法铺展到全国,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李勇先: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因为它地域小,行政层次比较单一,所以说他对信息的了解和处理的比较充分,也比较全面符合实际,那么再加上监督和管理的成本比较低,就使得这个农业贷款系统就能够正常地运行,而且在小范围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么再加上有上级的这种考核的压力,王安石本人是很清廉的,也不会贪污受贿,所以说,在他这个小范围内实行青苗法就非常成功的。

范国强:但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要经过官府的,它一经过官府就麻烦,里边肯定会有人钻这个政策的空子,因为这里边是有利益的。退出青苗法后,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不仅擅自提高利息钱,还将这种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分配,这样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贷,国家成为了最大的债主,最后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无端承受息钱负担,由于富户还要为穷户贷款提供担保,一旦穷户还不起,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

李勇先:一些人向地主借高利贷还不起,它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悲剧,很多的惨剧,如果官府给你的贷款也还不起,官府也饶不了你,那么老百姓诺不起官府,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又要去向兼并之家,向地主借高利贷,而且他利息比官府还要高,那么这样一来呀,农民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的剥削。

青苗法的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但这个政策实施时反而走向了反面,反而使农民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司马光对王安石做出了回应,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冰炭岂能同炉。但与此同时,朝廷的财富却因为实行新法,迅速积累了起来,因此之故,公元1077年,宋神宗改年号元丰,意蕴国库丰足。无论是青苗法还是之后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正是王安石针对当时朝廷上积贫的问题而主张的变法,而为了增加政府税收和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又推行了一些压抑豪强地主的新政策。

公元1071年,一个酝酿已久的新法免疫法正式实行,免役法将原来按户等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民户出钱代替直接服役,这样做即解决了大家不愿服差役的死结,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法,而这项免疫法的实施过程也十分慎重,从酝酿讨论到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历时将近三年时间,而这样一个新法却又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认为徭役轻重不一,各地户等也颇为悬殊,而国家统一制定役法政策很显然是行不通的,富人仅仅支付有限的免疫钱就能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与役法之外,而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被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的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最后有人还上书宋神宗列举了免疫法的十大弊端,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攻击目标,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也越来越猛,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给宋神宗做着思想工作。

毛丽娅:那时候司马光在干什么呢,他在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给皇帝提供历史的参考借鉴,有一次,司马光就给宋神宗念了萧规曹随这一段。

范国强:萧何是刘邦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后来他指定了一个接班人,就是曹参,曹参接了班之后,一个规矩都没有变,完全是按照萧何的办法来,以至于后来汉惠帝年间国泰民安。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70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这也是国力迅速恢复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马光用萧归曹随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国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但宋神宗始终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守旧势力反对变法,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在变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无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成为了古代君臣一体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就在在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北宋大部分地区爆发了长达十个月的旱灾,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苦当中,而有一幅图画,动摇了宋神宗的立场,京城有个叫郑侠的官员,在整整九个月的铺天盖地的风沙中,他看到了百姓流民的惨状,而由于青苗法和免疫法,朝廷还要向他们追缴赋税,这一幕让他心如刀绞,于是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折,并且自己画了一张流民图。宋神宗看完这张图之后不禁黯然泪下,他非常痛苦,也非常迷惑,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 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局面,他实在是想不通到底变法运动错在什么地方,流民图惊动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请求罢黜新法,罢免王安石的奏折像雪花一样朝宋神宗飞来,无比信任王安石的皇帝宋神宗在天灾面前、在反对派的质疑下,开始变得犹豫不决。青苗免疫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改革变法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却给百姓带来了如此的灾难。此时,宋神宗慎重考虑了反对派的意见,不仅如此,为了朝廷内势力的均衡,他不能顾此失彼。

公元1074年,宋神宗讲王安石罢相。其实,在王安石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例如,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而青苗法不仅帮助了农户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并且也抑制了土地兼并现象继续蔓延,大大刺激了宋朝农业生产,各种新法制度对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也是不能忽视的。从后世看,王安石对经济的理解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他不但理解和掌握用金融信贷刺激经济发展,而且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我们不得不说王安石变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他可能实在过于超前,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的支撑。无论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当中出现的疏漏,乃至于用人方面的失误,在变法遭到重重责难的情况下,王安石还依然采取强力推行变法运动的措施,对于变法依然不折不挠,谁不推行变法,谁就走人,大肆调离、打压反对变法的官员,但实际上,变法改革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利益。

虽然宋神宗之后又重新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但王安石在主持政府方面已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变法运动也是时断时续,新、旧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新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其实整个变法运动发展至此,已经在实践上失败了。但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压排斥反对派是理所当然,但也是仅仅将其降职,从不编造罪名陷害对手,甚至罢相之后,对于身陷乌台诗案、处境危殆的政敌苏东坡,依旧挺身上书皇帝,直言圣明的天子哪有杀才俊的道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虽然他极力发对王安石的政策,但反倒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王安石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执拗。王安石去世时,旧党得势,苏东坡在为朝廷拟写的制词中,能够秉承良知,对王安石作出了公允而崇高的评价,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敌对的双方如此相处,不仅仅是道德的高尚,而且使政治的文明,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都是刀光剑影,似乎只有宋朝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终究道德的高尚并不意味着行动的正确,他们似乎太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以致由政见分歧而引发的纷争,便无可挽回地再次陷入君子、小人之争的历史魔咒,于是无论是政治宽容还是必要的妥协全都消失了,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评价也是经常变化的,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九百多年以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究竟应该得到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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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2-18 11:40 | 只看该作者
第五十七集 靖康之难

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五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需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立君的传统,宰相章淳建议立哲宗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章淳又说若论长幼则申王当立。但是申王眼睛有疾,向太后认为不便为君,一次则立端王,章淳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给他的江山,他君天下之后,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
河南开封,曾经是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七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在五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桔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前皇帝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桔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章淳势单力孤,无法在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游彪:宋朝皇帝子嗣不昌,普遍状况,而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帝位,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状况,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但我统计过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有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其他的赵家人的继位,为什么宋徽宗继位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哲宗无子,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后来就是皇太后和几个大臣一合计,赵佶就继位了。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以章淳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即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藩邸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法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体,他的书法笔势劲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

赵冬梅: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宋徽宗何止是书画,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力的人,把将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他爱折腾啊。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地位,采取了调和新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崇尚奢俭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情,放生內苑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他下诏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继续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赵冬梅: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什么叫建中了,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的,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那个恶斗,宋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异论相搅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就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了。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来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挑,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来的时候是真想做事儿来着。

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法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两万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宋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赵冬梅: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的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益,这人没操守,但这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宋徽宗会喜欢他、信任他,这两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没好。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徭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竟然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包伟民:那么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还是很聪明的,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的,我们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宋徽宗还是部署了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游彪: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是皇帝。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瑶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祐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祐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度了一份元祐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是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祐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之一。在宋达以来,开了台谏合一之端,两者事权想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从来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武,别无选择。

赵冬梅: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想台谏制度用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真正义吗。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一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即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奉局,堂而皇之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一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皇宫,十船编为一纲,谓之花石纲,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处还要士兵押户,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名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桓一边通行,仅此一项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岗石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十七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处蔡京外,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蠹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在宋徽宗和这些奸佞之臣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游彪: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就是说早早地在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实际上就是说,这只是一种理想,真正在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在任何朝代都这样,都很难做到,你要说宋徽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恐怕很难这么去说,整个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系只要有一环运转不灵就可能就出问题,所以这种宋徽宗的失国,实际上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甚至有些东西是偶然的。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潜至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它是北宋东京七十二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宣和二、三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11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

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连捷,很快占领了辽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天祚帝闻知,慌忙率号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战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绍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

宣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政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夹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二年,又谴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宋,这就是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游彪:在宋朝的时候,宋人当时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到高丽,所以他们是通过两条路,一条是陆路,陆路就是从契丹人这,还有就是从海路,如果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来说应该有好处。但是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签订,实际上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灭亡。

包伟民:檀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军事力量达到一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那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啊,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战、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签的一份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姿态,因为他是一种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只是他要交些钱,那个钱理论上来说就是礼物而已,这礼物跟后来税贡是不一样的。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和约,亲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犹足为中国捍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为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之盟,又听说辽国一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以致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悔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祸根。宣和四年,金军接连攻下辽中京和西京,天祚帝逃亡夹山,辽朝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熙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游彪: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驻守燕京地区的军队,还有就是这个驻守大同这边的军队、西京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说海上之盟应该说是北宋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徽宗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但是这可能跟他好大喜功有关,你看这个,我的祖先没有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我给他收复了。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五十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100万贯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被金币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人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金国。

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即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汇合,同时金朝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以后金人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军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达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

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在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

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钢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俭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即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站主和之间朝三慕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赵冬梅: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晓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得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了,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勠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银5000万,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作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数,即使竭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屏藩,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以空。同时康王赵构个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游彪:女真提出这个,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派出的使者出去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求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甚至上百万、上千万的那么多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宋钦宗在和站之间犹豫呢,就是他没办法满足女真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的内外官员,不管是官员也罢,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了他就没办法答应这个条件,所以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正当宋钦宗因为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时,正月二十,种师道、姚平仲率泾原秦凤路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勤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二十余万,种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军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种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奇兵劫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言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勤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赵冬梅:他(宋钦宗)本来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了,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当家的、能调动的又有多少,所以宋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斥奸臣投敌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钢。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式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勤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数足,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赵苏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黄河之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恬武嬉,故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伏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的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一批以六贼为代表的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了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议,丧师废财的罪名,几度被贬。

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诱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8月,金兵再度南犯,9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勤王之师在主和派耿中南、唐恪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诏诸路勤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议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游彪:檀渊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檀州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而且就是檀州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契丹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合击,没有形成有一种均势,和是很难的,所以到了这种大军压境,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了。
2月6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粘罕,斡离不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赵冬梅:其实是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该是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游彪:在王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来走,一会儿又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政策就全乱了,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忽然就来回转,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看到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时候最乱,徽宗改年号改的最多,最乱的时候。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北虏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二十四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定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驰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的东京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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