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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泰山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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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中国通史】月鸦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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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8-25 11:43 | 只看该作者
第九集 武王克商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五万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前方70里外的地方,是一个六百年王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商王纣几十万山呼海啸的军队。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天低云暗,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苍茫大地,天时异常的恶劣。大军首领亲自进行占卜,然而,卜兆却显示,这次出征并不吉利,所有的兆象似乎都在预示不合上天的旨意。历史关键时刻,这位大军首领违抗了天命,果断率大军继续前进,一场被史家描述为“流血漂杵”的惨烈大决战即将打响。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接壤处的两个村庄,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发掘地,长期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卜骨以及众多珍贵的国宝青铜器,这里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所在的周原。

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绵》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落首领古公亶(dǎn)父在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古公亶(dǎn)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大约在商朝武乙时期,原本定居豳(bīn)地的周人不堪戎狄的侵扰,他们渡过漆水河,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他们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族未来的宏图大业。
朱凤瀚:周人在那起源,而且在那有很长的时间的一个发展过程,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进一步的成熟过程,而且在那个地区他和西北地区的好多这个处于青铜时代的一些族群有过联系,周人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经过古公亶父之后,经过王季,到后来,特别是文王时代就是有了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准备克商的这个准备,因此周原这个地方应该是周人准备克商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根据地。

迁到周原之后,周人正式打起了克商的主意,这就是《诗经》中的另一首诗,《閟宫》所写: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后稷就是周族人的祖先,这里的大王即古公亶(dǎn)父,意思是:自从古公亶(dǎn)父带领周族部落迁到岐以后才开始筹划翦除商的事业,古公亶(dǎn)父带领周族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造城郭宫室,建立官制,小邦周作为附属大邑商的一个方国,日渐强大起来。

朱凤瀚:周人这种克商的思想起源那应该确实很早了,起码是王季(季历)的时候,我们后来看到管他叫王季,当然他称没称王还可以讲,也可能是后人追封的,但是他自己独立起来,自己成为一个王国来代替商的思想,我觉得在从王季的时候应该有,当然你说古公亶(dǎn)父,他迁到周原,把周邦兴建起来,使自己强大,但是克商也许一开始还没有这种自信。

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他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定季历的儿子姬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这样为了让位给季历,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虞仲便出奔荆蛮,他们在那里断发文身,建造城郭,建立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古公亶父死后,季历就位,不久被商王杀害,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到了周文王的手里,周族蒸蒸日上,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周族日渐强大,但仍坚持韬光养晦,以取得宗主国的信任,商王纣封周文王为西伯,使之成为商西的一方之主,并委以征伐大权,这正合文王之意,于是周文王大手一挥,剑锋所指,商的若干附庸国立即灰飞烟灭。他先是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等方国,随后又正面进攻黎、邘二国,剪除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向的战略重镇崇,直接威胁商所在的别都——朝歌,为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如此,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势。周文王时刻不忘商的杀父之仇,他韬光养晦,表面上臣服于商,暗中却一直在积蓄力量,加紧灭商的准备。

在周原,周文王敬老慈少,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虞、芮两国的国君因国土问题发生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相互谦让,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相互让路,两位国君目睹这一切,非常羞愧,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一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于文王的德治。周人,在文王的治理下日渐繁盛,但是天下仍是商人所统治,要成就伟业,文王还需要辅佐成就自己霸业的人才。

朱凤瀚:《诗经》上有《大雅》的《文王》专门是有一首诗来歌颂他的事迹,他应该是在周人历史上最后为周人克商做了一个奠基性工作的这么一个周人的首领。

王震中:周人自己就认为是,他们受命是从文王开始的,我周取代你商是天命决定的,这个天命呢从文王开始,所以这个也反映了文王在周人的心目中和周代历史上的地位。

文王拉车是民间流传千年的传说,讲述的是文王礼士尊贤的故事,文王听闻吕尚(姜子牙)隐居渭水河滨,一天便驱车前往,文王来到渭水南岸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坐在河边心不在焉地钓鱼,文王见他只下鱼钩,不上鱼饵,觉得十分奇怪,就与老人搭话,这位渭水钓鱼的老者就是吕尚,二人交谈中,文王见吕尚韬略盖世,见识过人,便邀请他出仕辅佐周邦,吕尚为考验文王求贤诚意,要文王为自己拉车方允登程,文王求贤心切亲自为吕尚拉车,两人共离渭水。

周文王得到吕尚可谓如虎添翼,此后,内政外交,东征西伐,周朝的力量得以大增,一切条件成熟之后,周文王又做了一件大胆而又冒险的事,就是将都城从歧下迁走,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既丰邑。自歧下东迁居此,周文王东进的意图已再明白不过,这样,周族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伐纣灭商只是时机问题,然而越是这样,周文王越是谨慎,他的威望大增,许多诸侯都来向他示好,但他十分低调,越发对纣表示恭敬,给纣进贡的财宝也越来越多,这就让纣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周迁都丰的第二年,文王姬昌病逝,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武王,吕尚继续辅佐。

王震中:如果说早期,周人在周原的时候还是主要是打下基础,建立根据地的话,到了文王时期,继续向东发展,很明显的就是为了取代商,控制东方版图。
周武王即位,他以其父文王为榜样,继承前辈们开创的事业,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落实,他继续让吕尚任太师,另有周公旦、召公、毕公等贤人辅佐,这样人才荟萃,各谋其位,周的政治如日中天,归附诸侯越来越多,力量愈加壮大。对比之下,商更加孤立,为更有利于进攻商朝朝歌,消灭商朝,武王决定再次迁都,将周的都城由丰迁至位于陕西西南的镐。当文王和武王父子在夙兴夜寐地准备着这一切的时候,此时的商王纣在干什么呢?

纣好酒贪杯,常彻夜喝酒寻乐,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他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池子,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木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纣身体强壮,沉迷女色,他尤其对美女妲己宠爱至极,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仗着自己的统治为天命所赐,远贤臣、亲小人、发明炮烙酷刑迫害臣民,加以后世的笔墨描画,商王纣几乎变成了千古第一暴君。实事求是地说,商王纣并非只是残暴,即位之初,他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

朱凤瀚:中国历上有些末代的君主,好像被贬得很低,其实末代君主,包括像后来明代的崇祯皇帝什么的,其实都是个人还是很勤奋的,也很有才干的,甚至很勇猛的,像商纣王,史书上记载他很有孔武有力,很英武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毕竟资料还是很少的,而且现在像《史记殷本纪》,还有其他的史书,东周人的一些记载中,这个商纣王都是一个比较暴烈的这么一个人。

商王纣的荒淫无道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各诸侯都害怕纣,从而疏远了他,众叛亲离,更加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整个商都一片混乱,神祇(qí)无人敬祭、宗庙无人管理,大臣偷奸耍滑,犯法者得不到惩罚,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到了这个份上,这个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对于武王的雄心,商并非毫无察觉,但长期的东夷之乱使周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东夷之祸一直是商的心头大患,纣继位之后,举全国兵力进攻东夷,这场漫长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纣笑到了最后,但此时的商王朝国力已消耗殆尽,泱泱王国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东夷之乱对商的全盘牵制造成了王国在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所谓顾此而失彼,纣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在西部的征伐中不断壮大实力,商与周一个在一天天烂下去,一个在一天天好起来。

武王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纣的反应,他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观兵,在黄河渡口,武王看见舟楫整齐,士气高昂,十分高兴,船行至河中央,一条银白色大鱼忽然跳进船中,武王说:殷人崇尚白色,看来这是他们灭亡的象征,俯身抓起那条鱼祭天,大军上岸,忽然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从天而降、落在武王住的房子上,不断地转动,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的乌鸦不断地鸣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吉兆,于是士气大振,周军长驱直入,直指孟津,恨透了商王纣的各国诸侯,一听说武王出兵,以为灭商的时机到了,纷纷前往助战,竟然一下子聚集了八百诸侯,但是,武王发现几个大的诸侯没有前来,于是依然收兵回师,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朱凤瀚:好像表面上看是要打,但是周武王自己感到天命不足,就是自己还没有真正受到天命,这个详情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当时有占卜,还有什么,文献没有记载,就是他觉得还没有完全得到天命,当然也可能是他觉得军事的准备、力量的准备还不够齐全,或者说他用这个行为试探性地看看,商王国对他这个军事积淀行为有什么反应。

王震中:他看到有八百诸侯响应他,从中看到了天下的民心的归向。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周族人的举国大计终于得以实施,又过了两年,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相信天命的周武王自然要占卜,结果兆象说这次伐商并不吉利,武王正在犹豫,凑巧此时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横扫着一切,这更加重了武王的疑虑,武王再一次想起了天命,商是上帝委命的,我现在要伐商,天命可违吗?关键时刻,吕尚站了出来,他说纣此时已不堪一击,机不可失,请务必按原定计划出兵,吕尚鲜明的态度,促成了武王最后出兵的决心。西周时期的文献,我们并没有见到。

朱凤瀚:就是说真正记载到武王克商有这么明显的天象灾异这些东西,我觉得东周的时候记得比较多,这关乎到中国古代占星术的发展的时间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确切的根据,知道西周时候的人在占星术方面有哪些说法,但是文献上记载的那些,什么周武王克商的时候,有好多有利于他的,或者是不利于他的天象都有,两种说法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说是很有利的,有的说是没有利的,这些我觉得都是东周时候的人后来的一些追记,甚至包括有些诟病,未必是周武王时候的实际情况。

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率领一支由战车三百辆,精锐武士三千人和甲士步兵四万五千人组成的伐商军队从镐京(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出发,经过25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两年前诸侯会盟的孟津渡口与前来助战的各路诸侯友军会师,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前来会盟的诸侯方国更多了,伐商力量因而更加强大,不少方国的国君都亲自带兵前来,总兵力已逾五万人,不料,出兵伐纣的路上又遇到一系列自然灾害,到了怀地河水泛滥,到了共头山体崩摧,经过邢丘的时候令人晦气的事又发生了,一阵狂风暴雨,大风把旗杆断为三截,接着又连下三天三夜的瓢泼大雨,武王于是更加犹豫,问吕尚是不是老天显灵,警告我们天命难违,不可伐商,吕尚说,旗杆折为三截,是老天提示我们应兵分三路,连下三天大雨是老天特地为我们洗去兵器上的征尘,杀敌的时候更为锋利,武王得到吕尚安慰,命令大王继续前进,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纣却盲目乐观,因为相信天命仍支撑着他,这时的老天爷还没有弃他而去,他早知周师进犯京师的消息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恰在此时,征伐东夷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回京城,这让纣得意忘形,朝歌城里一片欢腾,朝歌张灯结彩祝捷盛典,因此,如何对付周师的事根本没有排上议事日程,庆祝征伐东夷的盛筵持续多日,直到周师兵临牧野城外才惊散了商纣君臣的欢宴。

朱凤瀚: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自古就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大家从各个方面认证这个武王克商的年代,从历法上利用这个文献资料、金文资料,甚至是因为武王克商的时候伴随着很多天象,这些天象有的是后人记载的,当然经过一定甄别之后也有一些推算,那么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在前一段大家一般都采用很多学者采用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说法,就是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形成了这么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看法。
发生在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的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从西周开始,牧野之战就在民间想象中流传,众多的传奇色彩给它披上了层神秘的面纱,从时间到地点,人们总在不断地探寻遥远历史的真实面貌。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武王率领五万灭商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而此时商王纣的主力还在征伐东夷凯旋的路上,一时半会无法赶回救主,面对此种危境,商王纣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他担心战争时间的拖延会导致自己的政权的变乱,这样,暴烈武勇的纣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开赴牧野战场与周军决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陈相灵:当时,纣王一看对方过来了,一开始对他还是,他这个力量实际是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还对他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把他看在眼里,照样是在东夷那用兵,如果看到你对我的威胁最大的话,那我首先要把这一块是要对付你的,这是首先战略上在思想上不重视他,同时一看,对方来了,怎么办,就临时的拼凑了一支军队,那就是包括犯人也好,奴隶也好,都给他拼凑成十七万大军,那么十七万大军,我们说都是乌合之众。

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据记载,武王的伐纣大军行至牧野战场边缘的清水西南岸,殷畿内地宁邑就是同盟山一带,大军勒兵修整, 各诸侯为表盟誓伐纣决心将士兜土筑台设坛,殷历二月四日黎明,武王登台麾军,作决战前誓师,武王高声历数商王纣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告诉将士们,替上天惩罚纣的时候到了,武王的誓师言词气吞山河,极富鼓动性,顿时士气大振,这篇战争动员令就是《尚书》中的《牧誓》,中央音乐学院的雅乐团,根据上古音的声、韵、调,还原了《尚书牧誓》的古音读法。战前动员结束后,周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三百战车、三千武士,四万五千步兵,从地平线上出现,他们就像一场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潮般溃败,武王乘胜追击,直捣纣老巢朝歌,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牧野之战的下面交锋就决出了胜负。

王震中:牧野之战这么快速的,不堪一击的就结束了,这个主要的是他的军队的人心所向。

朱凤瀚:周武王是不是一定要战胜商,那还是,仅就战役来讲,那还有未定数,因为当时商纣王的兵力并不弱,你数量那么多,结果反戈一击,走的走散的散,战争嘛,一个是军事,一个后来叫所谓民心,所先你要出师有名,你能够代表民意,武王克商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这种,他积聚力之外,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他做了相当多工作,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战争理念我们讲,要讲战争的正义性,所以这个思想就是一支延续到我们今天。

残阳如血,披头散发的商王纣,带着残兵败将从牧野匆匆逃回朝歌城,躲进了鹿台,众叛亲离,商王纣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也许到现在纣还不知道,商人祖先信奉了六百年的天命为何彻底抛弃了他,商人认为天命神祇决定现实的一切,只要他们诚心地敬奉神灵,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就能永保天命,让商朝历久不衰、万世长存,笃信天命直到纣灭亡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改变。夕阳斜照之下,周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团团围住了鹿台,他知道现在是插翅难逃了,商王纣穿上缀满玉石的宝衣,把平时搜罗来的珍宝都堆在身边,又在身边堆满祭祀用的燔柴,一把大火升起,纣最后看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的夕阳。六百年商王朝跟着夕阳还有他一起沉入黑暗。

传说纣王死后,纣的儿子武庚遵照纣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河水,在河床上竖穴而葬,后因河道东移,河床日见冲刷变低,纣王墓才露出堤岸,如今,这座巨大的土冢在淇河之滨静静躺了三千多年,曾经的墓碑早已不存,后人又在此重新立碑凭吊,石碑虽巍然屹立,墓冢却荒烟陌头,荆榛丛生,鲜有人问津,喟然长叹之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商王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最终成为一个国破身亡的败国之君,这也是天命使然。
朱凤瀚:殷周这场置换,就是周人克了商,称为周武革命,革命这个词其实也是我们后来还在用,革命其实就是一种天命的表现吧,因为这个代替了他来受到这个接受了天命。

武王庙坐落在获嘉县同盟山的最高处,周灭亡后,七雄纷争,战乱不止,人们缅怀过往,思念武王伐纣功绩,便在同盟山上建武王庙,以感受武王伐纣军当年波澜壮阔的誓师场面,如今,每年的二月十九这天,都有大量的香客来此祭拜,纪念武王,因为就是在这一天,武王踏进了商都——朝歌城,武王进入朝歌城后,在商朝太庙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武王宣布接受天命,取代商王朝的统治,他诰誓商人,商王纣的残暴统治使上天改变了心意,他诛伐的只是纣一个,而不是全体商人,他希望商人接受周人的统治,安居乐业,四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室,向列祖列宗告捷。

一个新的朝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亡,留给我们后人久久的思索,司母戊大方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人为祭祀祖先而铸造的,如今,大方鼎还在,商政权已成为历史。

朱凤瀚:商周王朝尽管看来是先秦时期的两个王朝的更替,但是中国的先秦历史是比较波澜壮阔的,就是因为这个西周王朝代替了商王朝的话,有好多这个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讲,比如说在政治上, 首先这个国家的结构形式就不太一样,商王国的这个(疆域)是一个领土比较集中一个区域,周人克商了以后,就是不单占用了他商王朝原来的领土,而且有的周人这个更大的气势,主要控制更大的领土,所以采取了封建,这个封建在周武王时期实在说周武王就开始了,周武王起码是有这个思想,而且周王朝的这个封建制也使得后来的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这商周王朝的更替,由于后来政治制度的推行,有很大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的,比较说在思想文化上,周人的这种天命观是商人所没有的。

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 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却最终克商而建立了新的政治权威,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促使周人追寻历史性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轰然倒地,天命可靠吗?《诗经大雅荡》中,周人借文王的口吻给出了答案,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也未必善终,夏代失天命灭亡了,殷商不以夏代为鉴也灭亡了,上天是下民的领袖,天生众民,为民立君,上天看中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你们不珍惜,咆哮于中国,所以上天改变了当初的承诺,毁灭了商朝,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周人认为是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因此要永保天命,必须以德配天,注意敬德保民。

王震中:商人被灭亡的原因和教训的时候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相对应的一些治理方式,由此他就打破了这个商时期一味的只相信神的那个决定性因素。

朱凤瀚:他不但是说这个自己受到天命来统治这个天下,而且它对于你能不能得天命,还有一个德的标准,就是要求自己的这个周人自己,周人贵族要尊奉德行,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天的保佑,因此照我看来,用一句话吧,就是他的那个宗教观进一步的政治化来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天命观对中国后来的历史王朝都有深刻的影响。
        
人的上天是自然界,即笼盖四野的天,在周人看来,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它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它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为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以德为标准,来为人民选择君主,正是这一朴素的看法,破除了此前神权至上的观念,开始了对人自身努力的关注,对敬德保民的敬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此看法作为警世明言,一直昭示后人,天命即民心,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抗,失德者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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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8-29 12:01 | 只看该作者
第十集 周公摄政

这个著名的汉代画像砖刻画着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画像中的中心人物似乎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然而,世人更景仰周成王身边的那位长者,他殚精竭虑地辅助未成年的周王,为危机重重中的周王朝撑起了一片天,最终带领整个王朝走出困境,迈向繁荣,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不仅以政治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在中华文明史中更被尊为元圣,他是以德治国思想的首倡者和中华礼仪文明的奠基人,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榜样,虽然他摄政只有七年,然而,就这短短的时间不仅给西周带来奠定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载的中华文明的根基,直到现在世人仍经常聚集于周公庙中顶礼膜拜这位伟大的先贤。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商朝朝歌,商朝的主力军队一直在讨伐东夷,短时间内无法返回朝歌,商王纣临时组织起数十万奴隶和战俘开赴牧野前线,战争刚刚开始,他们便纷纷倒戈,战火迅速卷向了朝歌,商王纣被迫自杀,统治时间长达六百年的商王朝宣告结束,伐商之后周武王十分清楚商朝的根基还远远没有被摧毁,为了稳定局面,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民,他对武庚并不放心,所以又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围,号称三监,显然三监就是为了监视和防备商朝遗民而设置的,然而这种监视显然过于简单化。

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么样让商朝的旧族真正臣服,又该怎样统治这一大片尚未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呢?周武王短时间内并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周王朝充满了危机,周武王为此一直深感忧虑,克商后仅仅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行将不起。

刘源:周经常自称小邦周,所以他克了这个大殷商很有危机感的,认为自己的统治能否持久稳固他还是没有那么很强的信心。

朱凤瀚:他夜不能寐,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他主要想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置商移民的问题,商人当时是以族来作单位,大的家族还存在,那个反抗的军事力量很强,周人很担心能不能保住这个天下。

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十分虔诚地向先王祭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祷的策书装在金滕之匮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样的祭祷无疑是要印验的,周公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周武王的同胞弟弟当中周公无论品德还是才干都是最出众,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灭商后,周公虽然也有封地,但周武王将他留着身边,处理最重要的王朝事宜,然而没过多久,武王去世了,周武去世后,太子诵即位,他就是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其实周武王临终前希望传位于周公,而不是自己年幼的太子,显然在周武王的眼里只有周公才能完成稳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然而周公并未接受,而是支持太子诵即位,自己以摄政的身份处理国事。

杜维明:周公他执政在很多地方是不得以,那时候武王已经很清楚了,只有他才有够继承王位,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继承王位这个整个局势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控制,所以他一定只能够摄政。

周公没有接受周王之位,就是希望以稳妥的方式统揽大局,使周王朝尽快克服危机走入正轨,然而事与愿违,周公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周公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非常生气,他们在商王纣之子武庚的挑拨下,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流言像火苗一样乱窜,就连最信任周公的召公也起了疑心,在周朝,召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二人同为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周公必须说服召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周公向召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局面说明自己之所以接受摄政的原因,指出只有他们二个合力辅助成王,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治理好周朝,召公最终理解了周公,真实的历史同样充满激烈的戏剧冲突,周王室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特别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对周公充满了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都城,退避到东方。然而,外部的管叔、蔡叔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继续与商王纣之子武庚等商朝遗民势力联合,由传布留言直接转向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它们原来都是同殷商关系密切,浩大的反叛声势遍及周朝的东部并迅速席卷至西部,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大敌当前,周公非常着急,可是如果不消除周成王的怀疑,他又无法回镐京应对危机。为此,周公作《鸱鸮》之诗给周成王,诗中以既取予子,无毁我室,表达自己担心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召公等人也意识到周公之所以摄政的真正原因,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然而周成王仍对周公深怀戒备,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

天灾伴随着人祸,这年秋天,谷物丰收,还没来得及收获,天上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稻谷都被吹倒了,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人非常恐惧,按照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这时他听说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先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藤之匮,果然取得了周公的策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化了周成王,他彻底了消除了怀疑,流着眼泪说,周公勤劳王家,是我这个小子无知,如天动威,彰显周公之德,我亲自迎接周公回来。相传,当周成王到了郊外迎接周公时,天下起了雨,刮起了反向的风,先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不过历史上的周成王,最终还是决定和周公一起去面对王朝的第一次大危机。

杜维明:我们不管金滕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真还是假,至少我们想象它有这样一个可能,所以这样说来,周公的初心,最初的他那个心,他是一个纯正的,要为了周朝的命脉来发挥他的积蓄力量,这个完全是公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王震中:因为成王毕竟年龄太小,所以大政方针一切举措,都是在周公亲自的操盘下操心下进行的,包括东征。

公元前1043年,周公重新摄政后,仔细权衡了形势,决定亲率大军开始东征,此后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在损失大量的军力财力后,周公最终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被杀,罪过较轻的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将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举朝欢庆,然而凯旋的周公,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不能不意识到危险其实远远未随战火而去,殷商遗民在数量上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按照旧制,他们依然生活集聚在一起,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更有野心的新首领呢,而亲近殷商的大小方国,如不被很好地控制,同样会成为巨大的祸患,更为关键的是,管叔、蔡叔的反叛暴露了新生的周王朝内部的重重隐患,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周王朝急需一整套更有效的,能够使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办法和制度。

邵蓓:一个小邦周突然成了天下共主,它拥有的土地很大,那它怎么进行统治和管理,它采取的办法是分封制,就派出自己的代表,就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统一那个小片地方,但是这种分封制本身就解决了它一个小邦可以迅速地统治一个广大地区的一个手段。

这里是山东曲阜,它不仅是孔子的故乡,也与周公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周公庙与岐山周公庙同样闻名天下,山东之所以有周公庙是因为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周成王将周公长子伯禽分封到山东曲阜做鲁侯,随之而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商朝遗民,最庞大的商朝遗民如何统治,不仅是周武王在世时最大的难题,也同样成为了周公东征后无法避开的难题,周公试图通过移民政策分散商民以期达到有效控制,移民政策使得周公实行的分封制与以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不同。

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成为王室的地方代理人,代行周的统治,燕国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民族,晋国(初封今山西翼城县)是成王之弟诏叔虞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卫国(今河南淇县),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商朝歌所在地令其统治殷民七族称为卫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齐国(今山东淄博)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朱凤瀚:在《左传》上都有记载就是封赐把谁作为侯派到哪去,王要参加而且有很多礼遇活动,要赏赐很多东西,甚至要册命,这个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周人的封建主要的目的,在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建立,来巩固周王朝的屏障一样,让他们在一些边远地区设立,防止周边的夷族对周王朝的侵犯,而且还有一个,往往会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做封建封在哪个地方,你可以用这个地方为基点,往上扩张,等于是周王国的领土不断得到伸展。

这里是微子庙,微子本是商王纣的庶兄,素有贤名,曾多次劝谏商王纣停止暴行,均不被采纳,后来避祸外出,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距离微子庙不远处还建有微子墓,周朝建立后,微子主动归顺,他品行高尚,不仅受到周王朝的信任,也在商朝遗民中拥有巨大的威信。周公东征后,分封微子为宋国国君,令其统治一部分商朝遗民,奉其先祀,并保持其原有的风俗,周公分封微子,有效地缓和了商朝移民的对立情绪,便其更好地得到控制。
尚起兴:为啥封在宋国,因为宋国,这是殷商祖居地,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根据地,这方面的遗民有很可能再发生暴乱,怎么办?为了安定团结,周公就把微子,德高望重的微子请过来,让他来统治殷商遗民,所以把他封在了宋国,就是现在商丘。

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微子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性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方式建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鲁、卫、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邵蓓:大量的殷人被迁到宗周,镐京附近,然后把他们直接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他分封诸侯,分给了卫国、鲁国,包括是不是还有晋国他们都是分了一些殷商的旧族,也就是一个是把他们打散,迁离旧地,把他们新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下来,控制起来,直接监视,第二个方面就是允许他们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还可以在周王室做官,充分发挥他们这个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行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着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谱,通过家谱,同样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宗族起源,时光已经流逝了三千多年,期间有战乱,有流徙(liú xǐ),许多山川都改变了面貌,然而,一本家谱,就可让同姓同宗同源走到了一起,让人不能不感慨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的强大凝聚力。彭林:我们把树根叫本,根本根本根就是本,这个本然后上面有很多树枝,这原来的设想就是大宗的这个本,然后生出了好多枝,就是本和枝,它生出鲁国、齐国什么的,这样传下去,本枝、树枝,枝杈,百世一代一代这样下去。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由起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

杜维明:这个时候呢,家天下开始,所以对今天讲起来这个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是家天下,家天下这样子他就特别注重这个宗法制度,长子继承,由大宗小宗造成的一个,等于一棵大树,这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权,因为权力的转移,这是最难也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般的理解,权力是会腐化的,绝对的权威绝对的腐化,如果权力的转移,如果是兄终弟及的那个观念里,就有好几个同时要来争取王位的力量。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之间就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贵族通婚。在有周王后称呼的铜器中,王后几乎就是姜、姞两姓,表明周王室与这些诸侯国世代通婚,通过联姻,异姓贵族因甥舅关系也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周朝通过封建亲戚,家国同构,使整个国家结构宛如一个庞大的家庭系统,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杜维明:周朝建立没多久,商朝的势力还没有消亡的时候,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个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是选贤与能,所以应该是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够尧舜禹,这种才是真正的儒家最高的价值,你到了一定要用长子继承,这个权宜之计,但是从权宜之计来讲,这个做法使得周朝能够维系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稳定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主要是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政权的安定,是为了极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这点他是做到了。

分封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最终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周王朝的制度建设还在继续,商朝遗民仍是周公最关注的,即便已经通过了移民等方式将他们分散开来,但商朝遗民的数量仍然庞大,并不让人放心,在周公看来,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他要在天下的中心另建一个都城,以便更好地安置与控制商朝的遗民,管理四方各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最后将地址选定在洛水北岸,营建新都洛邑,将它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

彭林:周人他是偏处在西北,就是他偏离这个国土的中心,这个东方六国就是殷它在东方,它一旦有什么事情,它离太远,所以他到那里以后,你看他离那些地方都比较近,我用各种方法处理,当时我能够临时地制约四方。
西安的工艺师,正在仿制的是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它就是何尊,真品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正是周公摄政的时候,仿制的何尊已经接近完成,从造型上看,似乎与真品完全相同,但何尊最有价值之处却无法仿制,那就是它底部的铭文,何尊的底部铭文 共12行铭文,122个字,详细记述了在洛邑营建东都的整个过程,其中铭刻的金文中,竟然发现了中国二字。洛邑正是周公心中的天下中心,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宏大,洛邑建成后周公将商朝的遗民集中到这里管理,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成为天下政治的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

成周城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这座三千的前的古都逐渐呈现了世人面前,众多的祭祀建筑成为洛邑最显著的特点,它既有祭祀上天的丘兆,祭祖的太庙,还有祭土谷神的大社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成周洛邑的落成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在周代,明堂的设置呈亚字形,当中有五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四方形的垣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据说,那时有一千七百七十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秦乐,称美先王。

杜维明: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明堂祭祀,周公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祭典,上千的这个诸侯参加了,他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一点点细节都不能错,这细节不能错的话就表示一个人的心要到了最宁静的地步,而且是要听每一个器官都是集中精力,那么这种事情是成为凝聚整个天下各种不同领导者的一个方式,这种典礼,当时周公造成以后他的这个影响力散布到各个不同的阶层,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仁的价值。

第一次在明堂宗祀文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国了解礼乐,此时周公精心设计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正在悄然无声地开始实施,它将彻底改变周朝,改变中国,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就是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系统而完备的周礼,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周礼,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嘉礼、宾礼、军礼与凶礼构成了五礼体系。对于庶人以上的每个社会成员,其人生行程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礼仪及其明确具体的要求与细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列,即维护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人人恪守名分,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彬彬有礼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彭林是清华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周礼的研究,他的重要使命,是想探知和恢复周礼,周礼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过长期研究,终于有所收获。这是周礼中的士冠礼,原本是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周公为其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在庄重而颇为繁琐的礼仪中,孩子从此成为成人,他被赋予了更多的尊重,也将承受更大的责任,祝词中多次郑重地告诫和祝福,不要懈怠你外表的威仪,好好慎养你内在的德行,亲戚们都在场,以成就你成人的美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洪福,这种礼节的形式,虽然在后世有较多的变化,但礼义中强调成年男子成就美德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却从未改变,一直延续到现在。

杜维明:礼后面一定要有仁来支撑,它才有动力,它才能够有所变化,而且礼必须与时俱进,所以礼以时为大,时很重要,另外礼就是履,履就是走,它一定要经过实践,它不能空谈,一定是知行合一,他知道怎么做和他怎么做是合在一起,他是会和不会,这个没有办法演示,所以从这方面说来孔子对周公所讲得那个礼,不就是从一个既有的政治形式来了解它,也把它变成一种人人日用之间必须要经常能够复习,要经常能够转化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和资源。

周礼的基本框架是一整套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严格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深远,成为历朝历代沿袭的主要方式,一直延续了近三千年,成为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制度,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也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伦理道德规范,周礼的诞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尊神尚鬼,迷信巫术走向礼治、德治。

彭林:这个转折是经过周公之手确定,当然这个道德,它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闻着没有气味,它就像空气一样,它是一个抽象的,那怎么来治国呢,他就把它具像化变成礼,这个道德理性在国家制度里面叫礼制。
与礼相伴的是乐、乐由中出、礼由外作,礼讲稳定、乐讲和谐,两者相辅相成,周公制礼作乐皆在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和谐之美,华夏文明由此进入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符号的时代。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由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当周王朝进入正轨后,周公实现诺言,还政于周成王。

杜维明:这个特殊事件里面,硬实体现了周公的一些德性,大公无私的德性,一种忠诚的德性,一种对天命的一种诚诺,对于这个弱势群体,成王基本上完全在他的掌中,一种尊重,然后对于礼,他自己设立的那些礼仪的这些基本的价值,特别他如果真正是有宗法制度,如果他自己违背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所以基本上因为他的选择,我相信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对周代的这个国运,能这样昌荣这样发展下去,他起了极大的作用。
还政三年后,周公生病而亡,临终前嘱咐我死后埋葬于成周,我始终是成王的大臣,然而周成王将周公和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周成王特别允许周公的长伯禽在其封地鲁国用天子礼乐来祭奠周公,鲁国一直是礼仪最为昌明的所在,在这块土地上,在周公去世数百年后孔子诞生,面对春秋之世,礼崩乐坏,孔子积极主张克已复礼,他所遵从的礼正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

杜维明:孔子对周的情况他当然更熟悉,因为他比较熟悉,他认为如果能够回到东周,这是个郁郁乎文哉,这是个好事情,可是他绝对是要有很多的因命,有很多改变,可是有一个,我觉得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德具体落实成礼乐制度以后,也就是一个社会能够安定的一种大经大法。

朱凤瀚: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一个代表,更多的是王朝的礼仪制度,你看我们到春秋的时候还看到了,春秋的时候很讲礼仪,非常讲礼仪,那时想继承周人的文化传统,包括春秋的时候吟诗,然后外交也用诗,贵族之间用诗,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礼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他的人格魅力与历史影响跨越千年,从未逍逝,作为中华文明的创设者,周公在华夏子孙心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三千多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深深怀念着这位伟大的先祖,他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他所首倡的明德、慎罚、保民的德治思想和他所创造的礼乐文明已如甘露清泉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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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9-2 00:21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一集 周王室的衰落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早以完整的礼仪思想来治理整个国家的,莫过于中国的西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标志着中国由此迈入礼义之邦,分封制与宗法制也同时建立,形成一种可以浸润九州乃至惠及荒蛮之地的文明,它深远而博大、精深而和谐,然而曾几何时,当信义之本被自己漠视与背离时,整个王朝的根基也开始受到腐蚀,即便是周王朝能建立无比强固的根基,从而成为亚洲东部最为强盛的国家,它却无法抵御内部的瓦解,更何况外部的侵扰又在不断促发内部的分崩离析,最终正是外患内乱的合力导致周王室的衰落。

在陕西省西安市,艺术家们正在制作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雕塑的主角是颇具有传奇色彩的周穆王,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商王,出土于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虽然在史实中掺杂了大量的怪诞传说,然而它仍旧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经过后人复制,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书中记述的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以及周穆王西征的传奇故事成为历代艺术家们创作的热门题材,经久不衰。

经过数代的经营,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东到大海、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江汉流域,都处在西周的控制之下,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已然定型,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国力强大,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四处征讨、巡游,肆意炫耀着王朝的武功与实力,然而王朝的危机正是在这强盛繁华之下渐渐生成,其起源显然与周穆王征讨西北部落戎狄有重要的关联。

这里是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脉,贺兰山一带水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在天堂,早在3000年前,戎部落就在这里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世界岩画馆馆长张建国研究贺兰山岩画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

张建国: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当中比较著名的一幅狩猎的岩画,这整个是一个狩猎的场景,在商周时期,那么在咱们中国西北地区,尤其在贺兰山这个地方也基本上是西戎,各个民族都在这繁衍生息过,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就是狩猎。

在西方的戎部落与北方的狄部落一样都被西周王朝视为最落后的民族,在古文献的一些记载中,戎狄部落世代居住在周朝九州之外的荒远地区,其实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他们居住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偏远,在陕北、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戎狄文化遗存。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西北13公里的玉皇庙墓地,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队长靳枫毅带着队员们花费五年时间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山戎墓葬群,出土文物一万余件。

靳枫毅:墓葬随葬品很多,主要是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还有兵器,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它是戎狄文化当中常风的短刺兵器,戎狄武士各个都是骑士,他极精于长距离的射杀,又能够在近战当中用匕首进行搏斗和刺杀。

据学者研究,西周时期见诸史籍的蛮、夷、戎、狄诸族有不下数十种,这些中原地区的周边族群与华夏族群的关系简称为夷夏关系。西周国力强大、威震四裔,许多周边族群臣服周朝,他们按照周王朝的规定需要定期向周王室上贡,然而,这种关系在周穆王时正面临着巨大的破坏,周穆王好大喜功,打算进一步控制戎狄,他以犬戎首领不按时朝见上贡为名征讨犬戎、炫耀兵威,这种事不仅引起戎狄部落的普通抵抗,也引起周朝内部有识之士的担忧。当周穆王出征犬戎时,祭公谋父极力劝阻,认为犬戎首领一直尽其职守,按照周朝的规定终生朝见一次周王,而周穆王的出征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可能直接导致周朝出现危险,周穆王不听进谏,率大军出征,走上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道路,如果失败,周王朝将蒙受巨大耻辱,即便胜利了周王朝也只能落个失德的名声,事实是,在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后,周穆王只带回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戎狄部落从此不向周朝供奉,也断绝与周朝正常往来,原先的友邦成为仇敌,从此戎狄总在伺机向周朝报复。

郡蓓:结果这样不就是破坏了周德,结果后来远方就不再来了,觉得他没有德了,这实际是周人一直宣传的一个德治思想,就认为周穆王的这种彰显武功的行为破坏了他们这种德治的思想。

周穆王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五年,好游猎、四处征伐,在表面强盛的背后,为周王室埋下了种种隐患,周穆王死后,依次即位了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他们被称为中期四王,中期四王仅能守成,然而,周共王曾灭掉姬姓的密国,周夷王初年曾召集国内诸侯处死齐哀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邦畿(jī)之内周王室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其最大的祸患则是西北的戎狄。

刘源:穆王这个做法在古书里评价就是荒服不至,所谓荒服是臣服于周王朝的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他这个举动可以说导致了周王室和犬戎的矛盾。周穆王西征后,戎狄部落反而更加强大,反过来不断侵扰周朝,出现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以为苦,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外部祸患更具杀伤力的隐患正在不断加强,周朝的内部出现了危机。

通过分封制和宗法制度,西周王朝建立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格局,依靠着地方诸侯的辅助,周王室实现了对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的掌控,然而,西周分封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赋予诸侯高度自治权力,诸侯在诸侯国内有其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实力,诸侯实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给西周王室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增强,它们的离心力也日益加强,虽然周人说他们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分封制度下 ,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只集中在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被称为王畿的不大地区 ,然而就在这不大的地区内,周王室的控制程度也在不断减弱。

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四件青铜器 ,它们的主人是西周中期一位名为裘卫的贵族,其中名为五祀卫鼎的青铜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铜镇馆之宝,它的铭文记述了裘卫和贵族邦君厉互换等值土地的事情,另外三件青铜器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它们的铭文同样记述了裘卫和贵族矩伯、矩姜进行土地交易的事,土地交易在贵族间进行,意味着周王室对土地控制的削弱,在周王畿内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按照分封的原则,封赐给王室大臣们,当一块地被赏赐给大臣后,它就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而由那位大臣支配控制了。

王竑:从裘卫四器的铭文里面可以看到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土地的租赁、转让以及买卖的这些现象。

从西周的金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时期的时候,周王赐予臣下的往往是一片完整的土地,它们常常有单独的地名,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却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土地的分赏,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期以后,王室的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所以只能以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土地,属于周王的土地不断被封赐下去,王室财产的规模不断减少,逐渐出现贫弱的现象,王朝实力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朱凤瀚:臣属们一方面在王朝做官,做王朝的官吏,一方面他本人和他的家族都给他们土地 ,就是聚族而居,也成为一个当时可以叫封君这样的情况,那么从现在的西周的特别是金文资料看,到了西周的中晚期,因为这些封君都有土地,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他的族人,包括家臣,所以他们每一个封君,都是一个经济的,也含有一定家族政治的这么一个共同体而且还有军队。

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实行宗法制,利用血缘宗法关系加强周王在政治上的凝聚力,然而,随着世代的增加,地方诸侯和王室的血缘亲疏关系不断地减弱,由宗法制联系起来的亲密的君臣关系也随之不断地削弱,好在周公所设的礼仪制度已深入人心,如果周王室能够继续保持礼仪信义,无论如何各诸侯国的国君不敢违抗周王室的命令,然而,周王室能够保持它的至尊和礼仪吗?

李学勤:西周的王朝本来对于各诸侯国的国内的一些政治问题管得很多,超过人的想象,比方说继承权是谁来继承,谁继承公位等等这种问题都要管的,可以后来越管越不行了,王朝的势力越来越弱,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分裂的一个基础。

在经过二百多年的统治之后,西周政权开始进入混乱局面,它的第九代天子周夷王是靠着诸侯拥立才从死去的叔叔周孝王手里夺过政权,正因为如此,周夷王在诸侯面前摆不起架子,按照周朝礼仪,周王接见朝觐的诸侯本来是不下堂的,而到了周夷王谅开始下堂接见诸侯了,这是后人所认为的周天子失礼之始,周夷王死后,他的儿子周厉王即位,这位新君主一反父亲柔弱的形象,他意志刚强,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改变父亲的政治困局,重新树立周王室的权威,那么这位生性严苛的君王能否做到呢?

三千年来,陕西西安一直流传着关于周厉王的各种故事并演变成戏曲形式登上舞台,在老百姓心中,周厉王向来是以反而形象出现的,他倒行逆施,残暴不仁,亲信小人,剥削人民,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专利就是王室专山林川泽之利,重申把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所有,这项政策简单粗暴地将原来国人共享霸为王室专有,直接触犯了当时国人的利益,引起国人的怨言。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周厉王进行最独裁最强力的控制,他在全国实行无处不在的恐怖监控政策,只要有说闲话抱怨的人一经发现立刻处死,从此国人不敢再说话了,人人自危,周厉王见没有人再提出异议感到很得意,以为自己已经使周政权变得最为强大了,然而,异常的沉默中正酝酿着最可怕的反抗。

周厉王的政策不仅侵犯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也深深触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的周人发动了暴动,冲向王宫要杀死周厉王,厉王闻到风声仓皇逃跑,一路上无人收留,不得已东渡黄河一直逃到位于今山西霍州的彘地,就这样执政三十七年的周厉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本来想靠铁血政策来振兴软弱的周王室,但没想到将自己逼上了绝路,在彘地,周厉王默默无闻地隐居了十四年,他无奈地旁观着周王室继续衰弱直至郁郁而终。
李学勤:国人暴动的本质原因过去都认为主要就是周厉王本人政治不好,他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他用一些不好的人,那么这是过去传统的看法,最近在我们清华简里面发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还指出了当时外患还是有关系,周厉王时期的话,特别是这个可以叫内忧外患,两者夹攻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厉王的内政相对也就更坏了 。

据《史记》记载,暴动的国人驱逐周厉王后还要处死周厉王的太子静,紧急关头召公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太子静,才使太子静活了下来,在剧烈的动荡中周王朝一时间失去了最高的统领,是谁填补了周王室的权力真空,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大臣召公、周公二人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始有确切年份的纪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对于共和行政和《穆天子传》一起出土的《竹书纪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周厉王出逃后,由一位被称为共伯和的诸侯到中央摄行王政,战国时代的文献《庄子》、《吕氏春秋》以及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这几种说法都得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看不到共和纪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始终以王年纪年,共和行政的真相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共和十四年间王权处于真空的情况下是不争的事实,西周王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直到周厉王在彘地去世,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然而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周宣王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

朱凤瀚:有过一段所谓的这个宣王中兴,但是其实也就维持几十年,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周厉王留下一个推子很乱再加上外部的军事斗争也很激烈。

周宣王后期,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以前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沛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亡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以至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这一举动向诸侯们示少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
刘源:到了晚期宣王,他的一些这个实施的方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里面可能也有个原因就是那些老臣已经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再辅佐他,他在王室的一些举措也不是很恰当。

这位中兴之王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木的弓,箕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这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童谣就使至高无上的周王如惊弓之鸟。

朱凤瀚:整个西周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是一个下坡灭亡的迹象或者信号,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暂的中兴,有点像回光返照,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周幽王即位,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然而重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坍,岐周、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断流,周人是这样描述之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周人眼里,如果不加以改善,周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然而,周幽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相反他已具备了亡国君主的种种恶习。

他信用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贤人,荒废朝政,他把大臣的劝谏抛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褒姒高兴,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乞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她更是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相传褒姒有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为博得红颜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亡国故事烽火戏诸侯即将上演,这里是西周峰火台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绣岭最高峰,海拔近千米,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周时 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干道,烽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岳东:如果犯的敌兵很少,一千人以下, 一般就举一烽,如果在一千人以上就要举两烽,如果来得更多就要举三烽,就表明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如果敌人倾国而来已经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三个火堆同时点着以后,还要再合拢,过一会再要分开,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如今的烽火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重建了一座空心烽火台,专供游客参观游玩,而就在三千年前,周幽王也一样把烽火台当成了游玩之所,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为了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命人到烽火台上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在此点燃柴草和狼粪会在台顶形成烟火,用狼粪烧烟,具有孤烟直上云霄,风吹不斜的特点,如果京都危急,只要一个烽火台燃烟,其它烽火台就一刻不能耽误,连锁举火,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按照周朝法令,诸侯们看到烟火后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岳东:他们赶到骊山脚下一看,上面鼓乐喧天,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就问大王边情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周幽王说没有边情,我们在这玩呢,诸侯们就很生气,面面相觑,狼狈而回,褒姒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开心就突然开怀大笑,周幽王一看妃子笑了,心里很高兴,后面又举了几次烽火,诸侯们知道上当了,慢慢地就不太来了。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它将完全动摇国本,直接决定周王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黜正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也是自己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杀掉已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中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

公元前771年,申侯不仅联合曾国,而且联合西北的戎狄部落大举进攻西周,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很快就兵临城下,周幽王危在旦夕,他赶紧命人燃起烽火,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周幽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他们在骊山脚下杀死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而且带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李学勤:西周灭亡的话代表了当时的周朝所代表的那种分封制它的一些弊病,那是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西周一开始的时候扩展太快,它扩展得很快,结果它对于一些外面的少数民族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这个态度,他对于西北的这些民族估计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就是一些民族矛盾和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互相结合起来。

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普渡镇是西周镐京遗址所在地,从1983年开始陕西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就在镐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试图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周图景,然而,镐京被犬戎攻占后,周王宫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建带着队员们试图一件件地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周陶器。

岳连建:地上和袋子里放的陶片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落水村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周的陶片,现在这个罐子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 ,是从一堆陶片里面分类以后把相同的片子放到一块最后经过拼对以后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如果插口能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后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一件器物破碎了可以重新拼接修复,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周王朝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宜臼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封赐的土地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周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周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        直到二十一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岐周故地,另一位护送有功的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分封到郑地,郑地与东周王畿交界,在犬戎入侵西周时,郑桓公力战而死,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属,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郑桓公、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被称为郑氏三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

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市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市发现有东周墓葬三千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8座,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九鼎八簋(guǐ)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此外,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四十多年。

蔡全法:郑的军队在当时虽然不是千乘之国,但是在春秋初他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它要欲霸中原,就是想在中原称霸,它不断地蚕食就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周就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所以他对周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不太听从周王的一些意见,干预朝政。

周平王死后,郑庄公的势力迅速扩大,周王的实力却仍旧在减弱,强大后的郑庄公试图挑战周王的权威,双方摩擦不断,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即位后,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因此不再朝见天子,怒不可遏的周桓王引兵讨伐郑国。

公元前707年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邑繻葛(ru ge)对战,战事中,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聃(dān)用箭射伤了肩膀,从此,周王再也不敢发动战争。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失去了昔日的尊严。

从郑公大墓的规格和陪葬品数量、等级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实力已凌驾于周王之上,礼制的僭越也普通出现在葬俗上,西周因为礼制的限制,这种墓一般来说是不能用于诸侯的一级的,但是到春秋随着礼制的衰落,各国的国君都出现了用中字型大墓的这样一个葬俗,要想在诸侯里争霸,还得取得能够挟天子的资格,因此天子还是大家名义上的共主,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多么强大,但是都还是在名义上还要遵奉周天子还认为他是正统的这是名义上的,但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在洛阳这个地区,其实它的地位,它的实力,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小国了,他甚至比不上后来的很多发展起来的那些强大的诸侯国,而且这个是越来越衰弱了。

夕阳西下,周王的时代正在结束,而夕阳下的群山则显出峥嵘的模样,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呼之欲出,从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到不甘沉沦的周桓王,在此期间,周期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岁月,最终由盛极一时变得支离破碎。在接下来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回忆,在勉强的维持中,周王的身影实际上已渐行渐远,逐渐成为群雄的依附,最终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然而,周王室曾经的辉煌,特别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孔夫子极力推崇周礼说出吾从周的时候,周朝崇尚礼义的精神也已再次复兴,在传承与发扬中,它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照射出一条民族特色鲜明的宽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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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9-5 13:50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二集 春秋争霸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这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西周进入东周,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心中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周室东迁后,东周士大夫行役路过宗周故都,看到原来宏大的宗庙宫室变成一片农田,心中伤感,恍如隔世,此时的周王室已衰落到极点,统治范围急剧缩小,周王室空留天下共主的虚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随即而来。剧《史记》记载,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开始,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二百九十四年,史称春秋。

秋日的王城公园早已没有了牡丹盛开时节的人潮涌动,落叶飘零而下,落在数千年前巍峨王城的土地上,二千六百多年前,这里是东周的王城。但王城之外,正是狼烟四起,周天子早已经没有力量与权威,居高临下地控制诸侯了,春秋初期,见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一百四十多个,它们你争我夺,混战不断 。

疾步走来的是齐国未来的国君齐桓公—齐公子小白,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霸主,然而,在他还未即位之前,这位公子小白的处境却异常艰难。公子小白的兄长齐襄公在位时滥杀无辜,他的弟弟们也不得不外出避难,齐襄公最终被杀,齐国无君,人们引颈企盼着名正言顺的新国君。有望登上君位的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他们都是齐襄公的弟弟,一位是避难于鲁的公子纠,另一位就是公子小白,正避难于莒。

这是一条从日照到淄博的山路,也是当年公子小白人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二千六百多年前,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空虚,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先能回到齐国,谁就能占领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显然,公子纠是具备明显的优势,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还派出辅助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

在即墨附近公子小白一行人匆匆赶来,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搭箭,朝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下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射过一劫,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依然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

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 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子纠是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把他剁成肉酱才能甘心,成为一箭之仇因此而来。在齐桓公的强迫下,鲁国杀掉了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严厉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齐桓公宏图大略,迫切地想要改变齐国的乱摊子,齐桓公放下了一箭之仇的恩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其为相,一个英文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由此诞生。

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市管仲纪念馆,一匡天下的匾额高悬正门,春秋诸侯舍我其谁的气势力透纸背。

王砚平: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是管仲之力也,可见管仲在里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家商,充实国富,休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由此一新。

邵蓓:我觉得管仲的重要就体现在,他是齐国争霸策略的一个制定者,一个内政主要是说让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处,各司其职,这样的世代相承,不容易发生这个混乱;第二个他就是叫寄军令于内政,平时可以耕作,从事自己的事情,到了战争的时候就集结起来,相当于富国强兵,安定内政。

在周天子王权孱弱不堪的时候,齐国国力却迅速增强,齐桓公的雄心壮志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渐渐显现出来,他在等待一个绝佳的时机,一个让他成为天下共主的时机。这是一段修建于战国未期的燕长城 ,这也是燕国修筑的最早的用于抵御山戎的长城,在此这前,北方山戎可以长驱直入,向南侵犯,戎狄世居西北,多为游牧。在周王室以及中原诸侯的眼里,一直属于落后的边远部落。事实上,平王东迁也是迫于戎狄进犯,昔日王土尽成瓦砾,而中原诸国更是遭受戎狄铁骑践踏,戎狄之患已经愈演愈烈。

公元前663年,在北方山戎部落的强大攻势下,燕国根本无法抵抗,在面临着被灭国的危险,管仲献策齐桓公,戎狄财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在当时中原诸国困扰于戎狄之祸的形势下,齐桓公祭起了攘夷的大旗,同时修礼于诸侯,礼敬周王室,走上了经由尊王攘夷,实现霸主地位的道路。

陈相灵:周王室它是由盛转衰 ,它对整个的诸侯的控制力减弱了,那么就形成一个权力的真空的现象,齐桓公当时就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于周王室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作为我齐国,那我肯定要去帮助它,这样就是在整个的诸侯国当中我也树立了一种威信。

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救燕国,齐军风驰电掣,将山戎击溃,燕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辱,而且还由此增加了方圆五百里的国土面积。国家恢复安定的燕国君燕庄公对于齐国的援助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回师,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境,按照周礼,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越过国境,越境相送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这个时候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国庄公所至五十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礼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

就在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息、邓等国,他们无形中与北方戎狄相呼应,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救援,在讨伐戎狄不断取得胜绩之时,齐桓公终于下决心迎对南方的楚国大军。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卫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陉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楚国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齐国国相管仲这样对楚国使者说,你不进贡王室的包茅,使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漉酒精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尊礼制,不尊大宗,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有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周礼是周王朝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周王室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之间关系,加强统治的工具。

陈相灵:作为服事制度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制度是跟周王室的整个一套政治体制都息息相关的,你比方说,你的这些诸侯国,你的一些重要的人官职的任命,你要得到我这个周王室的批准,同时呢,特别在军事上,你要承担很多的义务,你要守边关,同时我要进行外出打仗了,我对你这个军队可以随便征召,同样在经济上, 我们说要缴纳一定的赋税,当然这个进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当时无论是楚国也好,还是其他小国也好,你都要承担这些义务。

在齐国的重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并按照周礼向周王室进贡了祭祀所用的茅草,双方定立了召陵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遏制了楚国觊觎([jì yú)中原的野心,在稳定诸侯的同时,齐桓公还致力于匡扶王室,当是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奉太子郑即位,是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民权县黄河古道帝的一座寺庙,它叫葵丘寺,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由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葵丘会盟定立了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陈相灵:葵丘会盟,它是一个标志,标志着齐桓公整个的霸业它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这个高峰它是有成果的,就是制定了一些游戏规则,那么这个游戏规则主要就是要解决对内,我们要消除内乱,同时要维护周天子,就是周王室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正常秩序,所以说葵丘这个会盟制定的这些规则对于一个时期短暂的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是为九合诸侯,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是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严格恪守礼仪,葵丘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只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使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说完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尽管依然需要向周王室下拜,但齐桓公已经坐实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靠着丰厚的财力和强大的军队,齐桓公灭掉兼并了谭、遂等数十个诸侯,国境急剧扩大,成为东方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

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桓公台遗址,据说,这里曾经是齐桓公宴会诸侯,聚招群臣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齐桓公的拜将台。数几千的过往,这里已是一片良田,耕种于斯的人们在齐桓公昔日挥斥方遒的土地上收获着丰收的喜悦。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爱佞臣,以致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几位佞臣肆意妄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也为君位相互争斗,宫中空虚,一代霸业就此凋零。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主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齐桓公的身后,由他兴起的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然依次上演。

陈相灵:应该说霸主政治替代了周王室这种正统的政治,它已经是不断地向前发展,那么其他的诸侯国之所以争霸就是争夺的是这个统治权,号召权,大家都是想方设法富国强兵。

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了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是有名的吴王差矛,这是锋利的越王勾践剑,他们分别是吴、越两国国王的兵器。春秋后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他们也将兵锋直指中原,加入争霸的行列,但当时的事实是,无论是吴王夫差,还是越王勾践,都没能再组织起齐桓公那样,大规模的诸侯盟会,也没有广为诸侯所接受和认可,而齐桓公之后的争霸主要是在晋楚两国之间展开的。

这是一幅在山西博物院里收藏的油画背景图,国中描写的场景是晋国当年打败楚国,从而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在湖北博物院,也有一幅从色彩到人物形象都和山西博物院中的那幅油画高度一致的背景图,唯一不同的是,这幅图记录的场景,是楚国大败晋国的邲之战。当年晋楚争霸,似乎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依然在如今的晋楚两地,有趣的隔空对峙。晋楚争霸当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国的国君晋文公,这是一幅李糖的《晋文公复国图》,绘于北宋未年,现在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晋文公复国图》全图分为六段,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详尽地捞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十九年,所发生的十几个故事 ,当年,重耳出奔时,狐偃、介子推等随行,到宋国,宋襄公赠以马二十乘,到郑国,郑文公不礼,到齐国,齐国国君将女儿嫁给了重耳,重耳一度享富贵,不再考量回归晋国,而齐国公主和随行大臣设计将重耳灌醉,偷偷送出齐国,此后重耳又到楚国,楚国大臣子玉欲杀之,而楚成王敬其为上宾。

邵蓓:他(重耳)当时可能也没想过要回晋国做国君,但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晋怀公非常怕他回国,怕他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抢了,但是形势的逼迫,包括身边的人的鼓励,包括晋怀公的逼迫等等,他最后坚定了自己要回到晋国,做国君的这个想法。

关于晋文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基广,特别是在现在的山西,很多地方还形成了独有的风俗,每年的五六月份,北方也进入了时断时续的雨季,在寒食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山西的介休地区的老百姓就早早开始忙活了,村里的老人们将面揉好后捏成燕子的形状,这种用面食制作的燕子叫子推燕,也叫清明燕,在山西介休的方言里“燕”的发音同“念”,当年在晋太子重耳逃亡途中饥寒交迫,介子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熬汤,而有了像介子推这样中心耿耿,生死相随的肱骨之臣才成就了晋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晋国霸业。如今,人们在做子推燕的过程中,一定会用剪刀剪出一些花纹,一方面剪出的花纹会让子推燕更加好看,另一方面这也寓意着一代霸主晋文公和他的大臣们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富庶之后不忘刀锋之难。而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德将介子推去世的日子定为寒食节,这一天全国不许生火,只准吃一些早已准备好的类似子推燕这样的点心和一些瓜果,子推燕蒸熟出笼后,还要点上寓意祥和的花红,待到面食冷却后,人们会把子推燕用柳枝串起来挂在门楣,为当年的晋国高风亮节的贤臣寄去思念,也为家人祈求福瑞平安。

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有在外流亡的艰难,又有肱骨之臣的辅佐,尝遍了人间之苦,但也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而这正是像介子推那样的臣子死命追随晋文公的原因 。在六十二岁的时候,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的时代终于开启,在晋文公即位之后,他很快抓住了机会,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由此迅速强盛,而晋文公同样奉行尊王攘夷的政策,使晋国迅速成为新的霸主。

陈相灵:那么到了晋文公称霸的时候,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靠自己的实力了,在春秋初期,齐桓公称霸还可以借用周天子这种旗号,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这种借力就越来越不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靠实力了,国与国之间你要靠周礼去约束对方已经没人去听了,它完全就是靠拳头说话这样一个时代了。

成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带联合狄人伐周,此时齐桓公已经死去,中原已没有霸主。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取大臣狐偃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建议,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带,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 ,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

这是山西省侯马市中心的一组雕像,晋文公手指苍穹,气度恢弘。尊王的同时,晋文公继续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3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地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在晋楚开战的五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也就是九十里。

吉琨璋:晋国退避三舍,可以退出一个有利于晋国作战的地形,同时在那儿设下埋伏,那么在城濮一战,楚国是大败,由于这一大败,晋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晋国以后一百五十年的霸业。

城濮之战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八国诸侯参加的践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详明地表明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和齐桓公相对温和地称霸不同的是,晋文公称霸就在于城濮一战,这也意味着春秋初期,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礼马上就会被各诸侯国践踏于纷乱的战争中。这是珍藏在山西博物院的一套列鼎,吉琨璋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晋国历史是他一直研究的内容 。

吉琨璋:这一套鼎呢,它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列鼎,那这是五鼎,说明当时在晋国的爵位,晋国的国君所使用的级别只能是五鼎。

当年晋国的国君使用的是五鼎,但数百年后,还是在晋国的疆土上,曾经被严格遵循的礼制已经遭到公然地僭越,和晋文侯五鼎同处一个展厅还有一组形体相对较大的七尊青铜鼎 ,而这组鼎的拥有者竟然是晋国的一位国卿。

邵蓓 中国社笠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你要从春秋来看,春秋的用皿制度,在整体上都比西周要高了一个规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从时间的纵向来看,春秋是整体僭越的西周。  

在僭越周礼的同时,霸主们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脱胎于周礼,但规则调整的已经不是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而是霸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晋国成为霸主后,诸侯和霸主之间权利和义务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在晋国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见于记载的晋国主持的大的盟会有38次。在《春秋经》的记载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一次,还未行朝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21次,晋国为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纳贡制度,各国要跟随晋国出兵讨伐不听话的诸侯,诸侯国之间的纠纷由晋国斡旋解决,晋国显然比齐国更进一步,在晋国称霸期间,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春秋大国争霸的过程,也是诸侯兼并的过程,通过战争齐先后灭了三十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了四十余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并十余国,成为西方大国,中原一直是争霸的中心,随着尊王攘夷的进程,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化向四周播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

陈相灵:我们说华夏观念跟四夷相比较,它是比较先进的,它是以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等以这些思想为支撑的,那么 这种理念对不同的部族来说,大家有了统一的中心,最后真正才变成了一家人,所以说这对我们民族的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大的思想导向作用。

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这是一种叫做铜草花的植物,有铜草花的地方就有铜矿。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这种规律,这里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九月铜绿山上的铜草花还是绿油油的一片,两个月后山已经从绿色变成了紫色。这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为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大冶之名也因此而得,铜草花盛开的铜绿山上,有一座楚国当年的采矿遗址。

陈树祥:这是目前世界,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能够见到的一片古采矿遗址,在古代,如果有了铜,他就有了实力,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兵器全部都是用铜做的,说它是蛮夷,它不蛮,从春秋到战国,它的冶炼,铸造青铜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西川发现的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里面它就能够用失蜡法。

当年的铜矿就像今天的石油一样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谁拥有了矿藏以及制铜的先进工艺,那就意味着谁会成为有实力的大国。

在湖北博物院,制作精美的楚国青铜器随处可见,当时最先进的失蜡制铜法已在楚国广泛应用,这些都印证了楚国的强大国力,不仅如此青铜器文化的成熟还标志着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楚国,其实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万全文:我们现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早期阶段都说是一元的,就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这个是唯一的,现在我们说是二元耦合,那么实际上华夏文化的主体部分,应该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共同构成,比如说我们礼器的组合关系,我们都说是鼎簋,它所反映的礼制是一致的,我们说礼器就是礼制的物化,一种物化形态,它(楚国)还是按照西周的礼制,那么它还是一直在实施,还是在贯彻落实。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楚庄王即为时还很年轻,当是他的王国还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这样荒诞了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齐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土岗上,三年不展翅,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出举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历,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国势日盛的楚国随后开始觊觎中原,但和此前的齐桓公、晋文公不同,楚庄王却没有多少尊王的思想,相反,他想彻底摧毁周王室的权威 。

邵蓓 :然后他正好是他伐陆浑之戎,当时是在河南伊川附近,到了那以后,然后因为那里离洛阳,离东周洛阳很近了,他就顺便往北进军,到了东周王畿,然后就问周鼎的大上轻重这个事情,当时周王就派王孙满去见楚庄王,然后就说这个,周德虽衰,但是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可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虽然衰落了,但是这个天命还在啊,你不能随便问,而且呢这个是在德不在鼎,并不是说问鼎的轻重大小,看你有没有这个德,听了这个话以后,楚庄王就回去了。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邲之战,晋军大败,其霸主地位遭到致使的打击。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卫、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在蜀(今山东泰安西)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中彰显了他们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

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整休,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被称为鄢陵之战。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仍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三十年(公元前546),在宋国大臣向戌的邀请下,晋、楚、卫、曹等14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

这是在2002年被发掘的周王室墓葬遗址,这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周天子乘舆,印证了古文献当中天子驾六马的记述。然而,和黄土已经成为一个颜色的六匹骏马的骸骨,却铭刻着周王室最后的,所剩无几的权威和尊严。

随着东周天子的权威的丧失,在彬彬有礼的礼仪社会表象下,西周的礼仪制度正逐渐被抛弃,取代周天子实际地位的霸主们,赖以维系权势的是他们强大的国力,他们和诸侯之间,只有盟主和从属的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春秋霸主政治本身就是对西周宗法制的颠覆,社会的变动汹涌而至,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侯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望重新统一,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统一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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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9-8 12:52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三集 孔子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清晨,郎朗的读书声从这里传出,学生们朗读的是《论语》,《论语》虽然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生命体温的经典,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元典之一。

杨朝明:《论语》里边这个做人的道理,处事的智慧,它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心理,形成了我们一种生命底色。

钱逊:在这以前,是一种以这个天命为主的这个思想,而孔子它的价值,《论语》里面这个思想价值,就是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从那以后,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走了一个新的一条道路。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这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尼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尼丘山改名为尼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湣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710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尼山附近的鲁源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陬邑的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为鲁国邹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阙里居住。在这里,孔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杨朝明:因此可以想象,孔子小时候在他母亲的带领下,成长的这种环境,所以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春秋时期,像种地这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事。孔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了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

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充分的体会下层的疾苦,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在童年做游戏时,就常设俎豆、设礼容,学习礼仪。孔子15岁起,孔子便立誓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被称为六艺的技能。礼就是各种仪节、规程,包括行为容止,音是与礼相关的舞蹈,射就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包括卜筮。六艺是贵族仕进所必须掌握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也最精通的是礼。

骆承烈:周礼三百种,仪礼三千种,主要是五种,吉、凶、军、嘉、宾,吉礼就是说像成人礼、过年过节。凶就是丧礼,死了人的礼节,军礼就是打仗以前来誓师,打仗后来献囚,歌颂胜利。吉、凶、军,嘉就是婚礼,宾,诸侯之间朝聘,诸侯向天子觐见,他(天子)个别见你叫见,很多人叫朝。这五种礼里头每一个又分很多很多,最后号称周礼三百,仪礼三千,孔子就提倡这个礼。

孔子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摄政期间,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周公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与践行西周文明,不仅使鲁国成为西周文明的东方中心,和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而且培育了以崇伦理、尊传统、古朴、吃重、醇厚为地域特色的鲁文化。春秋时期,周礼已在很多诸侯国日趋式微,而在鲁国仍盛行不衰。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亲目所睹,便情不自禁地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有关周礼的典籍文物,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之守藏史老子问礼。孔子沐浴在鲁文化的春风化雨之中,汲取营养,陶冶性情,孔子就是在鲁国这样一个社会与文化环境里,逐渐由一个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仰慕三代、坚守周礼、关心民瘼、有志问政的知识青年。孔子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打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一试身手。
骆承烈:孔子呢,他一生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要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他就提出来礼,这礼本来就是一种向祖先供奉的这么一个物品,后来变成人际之间交往的物品,后来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了,就是人们之间的礼貌、礼节。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得不合规定的食物。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了,给演员买一副椁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椁,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

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的遵循礼制,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骆承烈:有的人说孔子顽固,现在社会变了还用旧礼,不是那样,孔子曾经说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你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献个玉献个帛吗?主要是表示对你敬奉那个人的恭敬;乐啊乐啊,难道就是撞钟敲鼓吗,不是,通过这个撞钟敲鼓来完成这个礼的这个制度。

其实孔子不仅是周礼明贵贱辨等列的坚决维护者,他对周礼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孔子打破礼不下庶人的局限,主张对所有人都要齐之以礼。强调仁是礼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
钱逊:孔子把治国平天下,解决当时的天下大乱的情况,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他寄托在提高人的素质。

杨朝明:孔子曾经说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如果没有遵守礼的那种自觉那种素养,那么礼乐秩序怎么办呢。

骆承烈:一个人闹不起来,两个人之间就存在人际之间关系了?人际之间关系怎么办呢,就用仁来解决,孔子非常重视人、关心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爱人的仁,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安定,所以认可他,称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爱,以亲亲为出发点,扩而大之去爱人,即泛爱众,爱作为社会人群泛称的人,就违背了仁,也就无从谈礼了。

杨朝阳:这个仁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那么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自觉的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伟大,他说仁爱的仁,就是我们这个做人的人,只要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那么有爱心的表现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就是孝敬父母。

孔子将夏商周三代理想化,痛感今不如昔,认为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仪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在孔子看来,现在所能恢复的只有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已经过去。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消逝殆尽了。

杨朝阳:所以孔子希望重整礼乐秩序,这种礼乐秩序显然从夏商周以来,特别是这个文武周公,这是中国的礼乐社会。

周公创立的周礼是维护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春秋后期的社会状况了。进入春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也进入尾声,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曾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王只是听从他们摆布的、名义上的共主。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各国的卿大夫逐渐逐渐掌握的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鲁、晋、齐等诸侯国都卷入了私室向公室夺权的斗争大潮。

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大的季氏手中。晋国的国政为范、中行、知、赵、魏、韩六卿家族所把持,晋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陈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不断请求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希望回到国内,但始终未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被家宰阳虎挟持,鲁政落到阳虎手中长达三年之久。

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十六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六十四人乐,孔子对此十分气愤,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陵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侵凌,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在严厉抨击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同时,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社会制度推崇备至。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如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但孔子一生的仕途十分坎坷,他当过吹鼓手,也为贵族季氏当过管账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一心想跻入贵族社会却不可得,于是开始聚徒讲学,等待从政的时机。

公元前501年,阳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倍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蒲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饿于陈、蔡之间,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地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

他短暂的出仕于卫、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复兴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他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在诸侯国之间及诸侯国内部的权益博弈如火如荼、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孔子鼓吹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德政惠民、轻傜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掌有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

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如此绅士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有教无类,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十条干肉作见面礼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杨朝明:那么孔子,他想往三代之治,所谓三代是指夏商西周,在三代时期啊,这个(教育)叫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教育实际上就是官府垄断。那么在这个时候,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培养社会的管理人才?有关怀的人,他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孔子显然是其中的代表。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辞,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政治原则。

钱逊:孔子《论语》里面讲的君子,他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那么这个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他有很多的君子如何,小人如何如何,它主要不是从地位上讲,主要是从一个人的这个道德、修养、人品,这这个角度讲。

杨朝明:君子的本意,它实际上是对于贵族男子和这个为政者的通称,那么这个君子,从文字上就能看出来,上面是一个手拿着的东西:尹,拿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权杖,下面这个口是发号施令,所以君子的本意是对于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后来才指道德高尚。

直到《论语》的出现,君子才更多的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他定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等。不论出生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

杨朝明:所以就是说君子的本意和引申意之间这种联系,那么就是孔子啊他教育的一种内涵所在。就是说,因为你地位高,所以呢你责任大,你既然是这个尊贵的人,你就应该是高尚的人,所以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那么你就应该道德高尚。所以儒家讲政者,正也;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其身正,不令而行。

同样孔子和他的弟子对于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赋予了许多道德含义,比如:士志于道,质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

杨朝明:孔子他培养人才,实际上是培养的一个士人,培养一种君子人格,孔子曾经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说一个士人,必须有追求、有信念。如果他是一个有追求有信念的人,那么他就不会斤斤计较于生活的琐事,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没面子了,不会的。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人,特别优秀的有七十二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的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他们所依仗的不是自己的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士的先驱。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像,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门弟子那样,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晋身国家政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仕进而为士平民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春秋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必需品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成为及教学的主要内容。中国有这个传统,就是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六经对中国的、我们讲的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说,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归到《六经》。这个《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有,孔子的他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整理,这是对传承中国文化,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孔子生命的最后四年,打击接踵而至,公元前483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因为家境贫寒,只能薄葬。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伤心地大哭,说:天丧予、天丧予。公元前480年,孔子最倚重的弟子子路死于卫国内战,死时被砍成了肉酱,十分惨烈。孔子为之大哭一场,让家人把厨房中的肉酱倒掉,害怕联想到子路。

孔子弟子很多,也有比较亲近的弟子,比如说颜子、颜回,比如说子路,比如说子贡,比如说子张等等。这些弟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特点,这些弟子对于孔子的理解可能也有侧重,但是这些人和孔子,他们朝夕相处,形成了很深的感情。

公元前479年,孔子自作了一首歌,泰山其颓乎,梁山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他的学生子贡听到后赶去看望他,他对子贡说: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天下明王不兴,没有人听我的,我快要死了。七天以后,孔子去世,终年73岁。孔子的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中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孔子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执道而行、不为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孔子死后弟子们主动为他守丧三年,自贡甚至守丧六年,在当时,只有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丧三年的规定,而在礼制荒废的情况下,三年之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孔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杨朝阳:这里面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师生的一种情感,那么孔子和他弟子的这种情感也成为中国传统中师生关系处理的一种样板。

《论语》,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也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作。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义、礼、智、信,《论语》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杨朝阳: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他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显然,《论语》它代表了孔子的一些对人生、对社会、对修身做人的一种看法,所以就是说它是我们上古文化的一种结晶。

钱逊:现在我们讲世界四大文明,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这四大文明大体上都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形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儒学,它是和那三大宗教并列的,现在影响人类最大的四大文明之一,所以(孔子)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代表之一。

方克立:孔子的思想就是说,两千多年,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很大,同时它也传播到周边的国家,像韩国、朝鲜、就整个东亚地区吧,孔子的思想,实际上是在在整个东亚,儒学都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孔子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学者称,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凭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也都开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已经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兴盛的学派之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上入朝堂、下进闾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传统文化的轴心。孔子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对世界文明也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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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9-8 12:52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三集 孔子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清晨,郎朗的读书声从这里传出,学生们朗读的是《论语》,《论语》虽然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生命体温的经典,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元典之一。

杨朝明:《论语》里边这个做人的道理,处事的智慧,它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心理,形成了我们一种生命底色。

钱逊:在这以前,是一种以这个天命为主的这个思想,而孔子它的价值,《论语》里面这个思想价值,就是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从那以后,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走了一个新的一条道路。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这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尼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尼丘山改名为尼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湣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710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尼山附近的鲁源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陬邑的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为鲁国邹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阙里居住。在这里,孔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杨朝明:因此可以想象,孔子小时候在他母亲的带领下,成长的这种环境,所以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春秋时期,像种地这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事。孔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了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

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充分的体会下层的疾苦,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在童年做游戏时,就常设俎豆、设礼容,学习礼仪。孔子15岁起,孔子便立誓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被称为六艺的技能。礼就是各种仪节、规程,包括行为容止,音是与礼相关的舞蹈,射就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包括卜筮。六艺是贵族仕进所必须掌握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也最精通的是礼。

骆承烈:周礼三百种,仪礼三千种,主要是五种,吉、凶、军、嘉、宾,吉礼就是说像成人礼、过年过节。凶就是丧礼,死了人的礼节,军礼就是打仗以前来誓师,打仗后来献囚,歌颂胜利。吉、凶、军,嘉就是婚礼,宾,诸侯之间朝聘,诸侯向天子觐见,他(天子)个别见你叫见,很多人叫朝。这五种礼里头每一个又分很多很多,最后号称周礼三百,仪礼三千,孔子就提倡这个礼。

孔子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摄政期间,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周公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与践行西周文明,不仅使鲁国成为西周文明的东方中心,和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而且培育了以崇伦理、尊传统、古朴、吃重、醇厚为地域特色的鲁文化。春秋时期,周礼已在很多诸侯国日趋式微,而在鲁国仍盛行不衰。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亲目所睹,便情不自禁地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有关周礼的典籍文物,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之守藏史老子问礼。孔子沐浴在鲁文化的春风化雨之中,汲取营养,陶冶性情,孔子就是在鲁国这样一个社会与文化环境里,逐渐由一个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仰慕三代、坚守周礼、关心民瘼、有志问政的知识青年。孔子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打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一试身手。
骆承烈:孔子呢,他一生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要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他就提出来礼,这礼本来就是一种向祖先供奉的这么一个物品,后来变成人际之间交往的物品,后来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了,就是人们之间的礼貌、礼节。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得不合规定的食物。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了,给演员买一副椁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椁,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

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的遵循礼制,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骆承烈:有的人说孔子顽固,现在社会变了还用旧礼,不是那样,孔子曾经说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你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献个玉献个帛吗?主要是表示对你敬奉那个人的恭敬;乐啊乐啊,难道就是撞钟敲鼓吗,不是,通过这个撞钟敲鼓来完成这个礼的这个制度。

其实孔子不仅是周礼明贵贱辨等列的坚决维护者,他对周礼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孔子打破礼不下庶人的局限,主张对所有人都要齐之以礼。强调仁是礼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
钱逊:孔子把治国平天下,解决当时的天下大乱的情况,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他寄托在提高人的素质。

杨朝明:孔子曾经说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如果没有遵守礼的那种自觉那种素养,那么礼乐秩序怎么办呢。

骆承烈:一个人闹不起来,两个人之间就存在人际之间关系了?人际之间关系怎么办呢,就用仁来解决,孔子非常重视人、关心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爱人的仁,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安定,所以认可他,称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爱,以亲亲为出发点,扩而大之去爱人,即泛爱众,爱作为社会人群泛称的人,就违背了仁,也就无从谈礼了。

杨朝阳:这个仁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那么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自觉的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伟大,他说仁爱的仁,就是我们这个做人的人,只要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那么有爱心的表现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就是孝敬父母。

孔子将夏商周三代理想化,痛感今不如昔,认为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仪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在孔子看来,现在所能恢复的只有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已经过去。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消逝殆尽了。

杨朝阳:所以孔子希望重整礼乐秩序,这种礼乐秩序显然从夏商周以来,特别是这个文武周公,这是中国的礼乐社会。

周公创立的周礼是维护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春秋后期的社会状况了。进入春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也进入尾声,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曾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王只是听从他们摆布的、名义上的共主。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各国的卿大夫逐渐逐渐掌握的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鲁、晋、齐等诸侯国都卷入了私室向公室夺权的斗争大潮。

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大的季氏手中。晋国的国政为范、中行、知、赵、魏、韩六卿家族所把持,晋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陈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不断请求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希望回到国内,但始终未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被家宰阳虎挟持,鲁政落到阳虎手中长达三年之久。

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十六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六十四人乐,孔子对此十分气愤,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陵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侵凌,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在严厉抨击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同时,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社会制度推崇备至。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如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但孔子一生的仕途十分坎坷,他当过吹鼓手,也为贵族季氏当过管账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一心想跻入贵族社会却不可得,于是开始聚徒讲学,等待从政的时机。

公元前501年,阳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倍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蒲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饿于陈、蔡之间,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地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

他短暂的出仕于卫、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复兴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他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在诸侯国之间及诸侯国内部的权益博弈如火如荼、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孔子鼓吹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德政惠民、轻傜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掌有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

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如此绅士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有教无类,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十条干肉作见面礼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杨朝明:那么孔子,他想往三代之治,所谓三代是指夏商西周,在三代时期啊,这个(教育)叫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教育实际上就是官府垄断。那么在这个时候,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培养社会的管理人才?有关怀的人,他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孔子显然是其中的代表。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辞,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政治原则。

钱逊:孔子《论语》里面讲的君子,他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那么这个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他有很多的君子如何,小人如何如何,它主要不是从地位上讲,主要是从一个人的这个道德、修养、人品,这这个角度讲。

杨朝明:君子的本意,它实际上是对于贵族男子和这个为政者的通称,那么这个君子,从文字上就能看出来,上面是一个手拿着的东西:尹,拿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权杖,下面这个口是发号施令,所以君子的本意是对于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后来才指道德高尚。

直到《论语》的出现,君子才更多的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他定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等。不论出生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

杨朝明:所以就是说君子的本意和引申意之间这种联系,那么就是孔子啊他教育的一种内涵所在。就是说,因为你地位高,所以呢你责任大,你既然是这个尊贵的人,你就应该是高尚的人,所以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那么你就应该道德高尚。所以儒家讲政者,正也;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其身正,不令而行。

同样孔子和他的弟子对于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赋予了许多道德含义,比如:士志于道,质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

杨朝明:孔子他培养人才,实际上是培养的一个士人,培养一种君子人格,孔子曾经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说一个士人,必须有追求、有信念。如果他是一个有追求有信念的人,那么他就不会斤斤计较于生活的琐事,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没面子了,不会的。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人,特别优秀的有七十二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的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他们所依仗的不是自己的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士的先驱。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像,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门弟子那样,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晋身国家政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仕进而为士平民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春秋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必需品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成为及教学的主要内容。中国有这个传统,就是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六经对中国的、我们讲的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说,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归到《六经》。这个《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有,孔子的他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整理,这是对传承中国文化,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孔子生命的最后四年,打击接踵而至,公元前483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因为家境贫寒,只能薄葬。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伤心地大哭,说:天丧予、天丧予。公元前480年,孔子最倚重的弟子子路死于卫国内战,死时被砍成了肉酱,十分惨烈。孔子为之大哭一场,让家人把厨房中的肉酱倒掉,害怕联想到子路。

孔子弟子很多,也有比较亲近的弟子,比如说颜子、颜回,比如说子路,比如说子贡,比如说子张等等。这些弟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特点,这些弟子对于孔子的理解可能也有侧重,但是这些人和孔子,他们朝夕相处,形成了很深的感情。

公元前479年,孔子自作了一首歌,泰山其颓乎,梁山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他的学生子贡听到后赶去看望他,他对子贡说: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天下明王不兴,没有人听我的,我快要死了。七天以后,孔子去世,终年73岁。孔子的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中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孔子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执道而行、不为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孔子死后弟子们主动为他守丧三年,自贡甚至守丧六年,在当时,只有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丧三年的规定,而在礼制荒废的情况下,三年之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孔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杨朝阳:这里面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师生的一种情感,那么孔子和他弟子的这种情感也成为中国传统中师生关系处理的一种样板。

《论语》,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也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作。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义、礼、智、信,《论语》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杨朝阳: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他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显然,《论语》它代表了孔子的一些对人生、对社会、对修身做人的一种看法,所以就是说它是我们上古文化的一种结晶。

钱逊:现在我们讲世界四大文明,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这四大文明大体上都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形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儒学,它是和那三大宗教并列的,现在影响人类最大的四大文明之一,所以(孔子)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代表之一。

方克立:孔子的思想就是说,两千多年,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很大,同时它也传播到周边的国家,像韩国、朝鲜、就整个东亚地区吧,孔子的思想,实际上是在在整个东亚,儒学都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孔子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学者称,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凭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也都开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已经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兴盛的学派之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上入朝堂、下进闾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传统文化的轴心。孔子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对世界文明也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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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集 列国变法

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到贵族平民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仕进为目的的士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因为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阶层跌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共同组成,他们秉承学而优则仕的认识,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国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随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应运而生,并以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

公元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桩领里纠纷,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的准,官司就断谁赢,这是上地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刚刚颁布不久的习射令。在习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官司中获胜,一时间射箭成为了上地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自有深意,上地地处魏国好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习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为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地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地的政绩卓越,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的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已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落。中国的局面在这段时期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发生内乱,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姜姓国君政权旁落,最终被卿大夫田氏篡夺,姜氏齐国正式被田氏齐国取代,从此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形成了战国初期七雄并立的局面。
与春秋时代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各大诸侯也不再满足于打着尊崇周天子旗号做霸主,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
在寻求如何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办法。于是,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

邵蓓:战国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这个国君,就是说希望通过战争,一个是攻城掠地、抢夺土地和人民,一个就是打败别的国家,这就是说客观上要求他们能够走到富国强兵这个路。第二个就是要加强君权,一定是避免像春秋那样出现卿大夫最后篡权的行为,第二个也是为了能够让国军的号令能够通行全国,这样全国才能一体一致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国君的主观愿望,有这个愿望他们就希望求贤,找到这样的人,能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春秋时期政权旁落的局面让战国的君主们时刻提防世卿大族,世卿大族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了很大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为了国君们付以重任的首选。战国初期,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在这里,齐国国君除了给予他们大夫的职位之外,还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入有大道,居住有大屋,既富且贵。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达一千余人,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其中,淳于髡、田骈、环渊、慎到、邹奭等七十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他们广收门徒交流论辩,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

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国君们求贤的诚意。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人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隗先生请教。郭隗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三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五百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您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果然,这人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燕昭王明白了郭隗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隗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乐毅、苏秦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

《史记》中记载,穿着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镒,白壁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配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先在魏国效力,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再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官居令尹,站在了权力的顶端。

在士无常主君无定臣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贫富贵贱之别朝夕骤变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赴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谁赏识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李学勤:那时候在社会上流行什么,一种选贤与能这样的一些口号,这是当时的实际,因为你没有一些真正的能人出来,政治上为没法维持。这是从上面往下看,你从下面往上来看的话,那就是原来的世族,大世族逐渐就腐化了,逐渐地衰败下来了,衰败下来之后呢,新的阶层就逐渐兴起,而这些人常常是从一些比较卑贱的阶层里出来。

吴起,卫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生产经营,而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嬉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了曾经嘲笑过他的三十多个人,逃出卫国前往鲁国。临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卫国,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为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的当上了鲁国将军。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国大军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申为师,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但是,一心在仕途上的吴起,并没与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了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投奔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降重月:我们今天的话叫自我实现吧,为了自我实现这也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抱负。就是你学有所成的人,要想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有这个条件,叫什么呢,自由择主。你有选择你服务对象的权利,所以他们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

李学勤:我们用不着来看吴其本人的情况,吴起本人的情况,《传记》其实说的很清楚,实际上当时总倾向就是这些,有贤能的这些人,在各国之间都是流动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后来者,特别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界限,那种观念,转到战国时代去,战国时代各国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界限,并不是这样啊,当时思想里面还都是一个国家,在思想里面的话都是要求统一的。

就在吴起开始担任鲁国将军的时候,被魏文王任命为相国的李悝,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来到魏国后的吴起,亲眼目睹了李悝变法的过程,见证了魏国的日益强盛。谁也没有想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对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2014年11月,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西汉时期的竹简,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后,这些竹简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一不小心就能把它们毁掉。但是,就在这些柔软的竹片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最严苛的律法的影子,这些竹简是一部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记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奏谳书》中的一部分,文献中共记载了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二十二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订而成。《法经》正是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

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一贯地推行自己变法的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自从春秋末年的铁农具出现开始,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级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六百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三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三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一百八十万石。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籴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的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蒋重跃:《法经》就成了后来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典的一个蓝本,这是它的贡献,另一个贡献是什么,叫尽地力之教,就是怎样发展农业生产,怎么样种地,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来使用、保存和处理粮食,和其他的生活资源,这是李愧的贡献。所以李悝在这点上是很了不起的,在耕战和法律建设方面,有一种奠基的作用。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一个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李悝把那些原本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淫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尽地力和平籴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

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和李悝进行经济、政治和法制领域的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武卒的方法。入选武卒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十二石的弩,背着能装五十只箭矢的器具,兼抗长戈、腰跨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一百里。士兵一旦入选武卒,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出来的武卒,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

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近十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河西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子兵法》。

陈相灵:吴起的兵法,他过去跟《孙子兵法》都是齐名的,觉得在当时这个时代,我们既要学习《孙子兵法》,还要去学习《吴子兵法》,为什么吴起的兵法这么受欢迎,他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结合了,兵书当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就是讲的是辩证法,我们对内呢,我们要争取民心,要继承过去传统的讲仁德的思想;那么我们对外呢,你一定要发展我们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这二者结合,你才能在诸侯争霸当中立足。

魏文侯死后,儿子魏武侯继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新君初立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足吴起,对吴起心存顾虑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陈相灵:作为当时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普遍的,你这个国家不用我,那么我到其他国家去,所以最后那么作为楚国,他也迫切需要发展,我们说当时吸纳人才,关键要有一个明君,那么作为楚悼王呢,需要变革,他通过很多的实践发现,楚国为什么发展总是一种滞后的现象,他需要改革,他需要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吴起过去以后,那就是很自然的,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陈晓枫,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叫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的课题。在他看来,如果要探索这个课题,必须要回头去看,当时法家的所作所为,战国时期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壮大、国力富强,使得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陈晓枫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们提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了万物皆有法式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

陈晓枫:法家是最晚出的,最早的是儒家,然后是道家,然后是墨家,后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他们用法律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的任命权为中心,以核心权威的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然后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的秦始皇时期三万多枚简牍,其中两枚竹简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一样,详细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以及爵位。虽然它是秦始皇时期的记载文书,但是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国法律大多是集成魏国及其他诸侯国经验整合修订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的基本户籍制度的概况。战国时期,为了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源,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从国到郡,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层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的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邵蓓: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他属于卿大夫所有。而到了这个国家直接编制户籍制度,由地方官负责,由国家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地方了,而且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和战国授田制联系起来,就是按照规定,一家一户百亩田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就是说把小农经济和土地通过国家的手段直接结合起来,然后国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户籍制度来进行征兵征税,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他叫周国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率队在荆州东南5公里的楚国纪南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察工作。两千多年前的这里,矗立的是楚国的都城,当年吴起来到楚国后,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变法的,为了配合荆州楚纪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区建设,勘探出整个城池的建筑规划,周国平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五年。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区,让考古队的工作十分艰难。

周国平:整个纪南城,这个规模来讲就是十六平方公里,这个东西就算有四千多米,南北三千多米,整个大致规模。这规模在当时南方地区,全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都城,这样的都城,这样的规模,必须是它那个楚国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国力很强盛的时候,才能建造这么一个都城。

这里就是当年楚悼王时期的楚郢都所在地纪南城,高耸的城墙和雄伟的宫殿早已湮没,留给世人的只有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夯土,时间回到两千多年前,吴起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进了楚国的宫殿,只是他走的路比今天的周国平更为艰难。春秋时的楚国,地广人众,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国竟发生了盗杀国王的事件,惊魂未定的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师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但是,这时期掌握着楚国大多权力与财富的贵族,依然沉寂在漫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当中,轻便华美的漆器和精美的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国贵族们的最爱。

在这种国贫兵弱、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初到楚国吴起就被任命为宛守,一年后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无能无用之官与不急官,没有用的虚官冗员一律淘汰,并削减留任官吏的禄秩,将节省下来的俸禄用来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官场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他们的爵位。当时楚国土地虽多,但是开发却不充分,于是吴起强迫贵族子弟迁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自食其力,这个举措也加速了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

陈晓枫:吴起这个人他是属于手段比较硬,然后手段比较硬,措施比较激烈这样的人,当然首先也是要,夺淫者之禄田,夺多余出来那些贵族,就是闲人的禄田,我们打个后世的比喻吧,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把它拿了。夺淫食之禄田,然后广招天下之来士,广来天下之名士,这是跟李悝的举措是一样的。其次,他在政治制度上采取的问题就比李悝要更加强烈,就是三世没有军功就夺取爵位,你除非说我要打仗,你为国家所用,这是可以的,否则的话要夺去爵位。

吴起的改革,直中楚国的要害,也深刻触动了楚国世家大族的利益,众多的贵族对他衔恨在心,恨不能除之而后快。当时,楚国的道家屈宜臼在吴起出行巡视时,就曾当面指责他的变法,改变了国家的传统和治国的常理,虽然反对者甚众,但楚悼王并不为所动,毫无保留的支持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变,经济状况状况得到改善,军事能力大大提高。

吴起在楚国的变革,这个变革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变革,他是要革谁的命呢,革贵族的命。我们说过去的贵族是可以世袭的,我现在要造就新的贵族,你不能世袭了,要把你的铁饭碗给你打破,谁来当新贵族呢,就是立了战功的人,用战功来代替旧的贵族,那么谁对他最怕呢,那就是旧贵族,又怕又恨,谁对他最欢迎呢,普通老百姓,我就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我的命运,但是很可惜,这个改革刚刚,楚悼王就去世了。

改革,让战国新晋诸侯国魏国一举称雄,也让日渐衰落的楚国再次屹立,但是在各国主持变法的法家因变法严重触动了旧贵族的势力,大多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公元前381年,吴起带兵攻打魏国,一直打到了黄河两岸,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楚悼王去世,吴起从前线匆匆赶回楚国国都奔丧,身为一个外来的士人,在楚国没有根基的吴起,一旦支持他的楚悼王去世,他立刻又回到了孤家寡人的状态。此时的都城,等待吴起的是怀恨在心的楚国旧贵族的疯狂报复。葬礼上,旧贵族们迫不及待地向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中的吴起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旧贵族们乱箭齐发,射中了吴起,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这是吴起在临死前已经为自己想好的报仇计划,按照楚国的法律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也就是说,伤害君王尸体者,罪及三族,七十多家楚国贵族因此惨遭惨遭灭族。吴起一死,变法也随之夭折,楚国的旧势力重新抬头,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吏治也未得到真正改观,此后楚国的走向正如韩非所说,不用吴起而削乱。

邵蓓:这是国君要加强君权,需要有人变法,这些变法人物一般来说都是来自于这个士阶层的,在他的本国,并没有一个自己的根基跟自己的势力,完全是靠国军的支持来进行,那一旦这个国君去世了,国军不在了,因为他变法一个主要的是要打击世卿世禄制度,打击原来的宗室贵族的权利。所以,一旦他们这个国君不在了,这些宗室贵族必然要进行反扑。

就在吴起被害二十二年后,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和总结了各国的失败教训后,来到了秦国,在秦国,商鞅在不断完善各种法律制度的同时,也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型的思想及改革实践达到了列国变法运动的顶峰。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出土的名为《为吏之道》的秦代竹简,记载的是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文书,在竹简后面,抄写为了两条发布于公元前252年的魏国法令,明确显示了秦国法律对魏国法律的继承和吸收。对于士兵的奖赏,秦国也从魏国的法律中吸收改造,规定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惟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奴隶,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丰厚的赏赐,对于秦人而言极具诱惑力,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严重,当时的刑罚手段都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十多种,割鼻、砍脚、阉割,受刑者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更为严酷的是,秦国还实行什伍户口编制和连坐法,商鞅将居民按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有违法行为要互相告发,一家有罪,其余家庭全部连坐。正是这些法令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但是,也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秦孝公去世以后,的继位的秦惠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

李学勤:凡是变法的人,他都是和传统相对立的,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叫变法呢,本来有法,它不是说没有法,他要把它变过来,变过来的话就是和一些原有的势力相对立,结果就造成有一定的结果,我想这也是必然,也是容易理解的,而是这种悲惨的结果,实际上是他个人,至于变法的一些成果,那在政治上有些还是保留下来了。

虽然不少法家因为改革而牺牲,但是经过他们主持的变革之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在各国也都得以确立。战国变法运动绵延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史无前例。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历经风雨,未尝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它才告别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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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9-15 11:38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五集 战国七雄

两千五百年前,中华文明走到了史无前例的转折点,春秋末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地位早已丧失殆尽,各诸侯国之间大大加快了以强并弱的步伐,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纷纷进行变法改制,追求采用富国强兵之策,并先后称王,意图兼并天下,平一宇内。中国版图上众多诸侯国争相称霸的格局向七雄并立一决雌雄的局面发展转变,群雄逐鹿中原,战事不断,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险恶局势,使各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战国的历史是一段比拼国力和竞技军事的历史,其间又有策士游击穿行、纵横捭阖,展现了一幅风雨诡谲的历史画卷。

战国时代,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春秋以来数百年的相互征战,大多数诸侯国已被蚕食、分解,逐渐消失在兼并战争的硝烟中,脱颖而出的是当时七个最强大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个国家,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国也是春秋时期的强国,濒临海滨,物产丰富,田氏代齐之后,又加强了对鲁卫等国的侵夺,疆域进一步扩大。春秋时期另一个唯一能和晋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楚国,进入战国之后,依然不断开疆拓土,疆域为各国之冠。燕国在七雄中实力最弱,但因地处北方,非四战之地,所受到的冲击较小,但也在东北开疆拓土。        韩国在三晋中国势最弱,但占据中原膏腴之地,经济发达,在灭掉郑国之后,实力更有所加强。长期与游牧名族对抗的赵国,胡服骑射后,兼并了北方的代国,大大扩充了版图。僻处西陲的秦国,在经过二百多年的奋战后,终于彻底征服了周边剽悍的游牧民族,统一了西北高原,就在七雄获得部分兼并胜利,而使得疆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往那种贵族交战点到为止、揖让有礼的情况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于是平民也开始被征发入伍,人数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胜因素,为此各国都建立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的庞大军队。

陈相灵:也就是说到了春秋以后,我们说铁器发明了,铁器有了以后,人们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有了更多的土地之后,周王室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招呼了,过去我是用什么控制呢,我用土地来控制你,现在没法去控制了,所以说诸侯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爆发之后,随着战争的频发,又需要更多的士兵,这就促进了军队兵员的发展。

邵蓓:战国时期它实行的是一个(因为有了户籍制度)按户征兵,所以就是说,征兵的范围已经就是男子在户籍的,一般来说15到60岁都要去征发兵役。

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喜欢随葬车马,在全国发现很多贵族的车马坑,随贵族地位的高低而规模不同,因为战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争工具,战车的数量是以国力的评价标准。战国时代,为了机动灵活,战车也经过改造,规矩缩小,车辀减短,驾车的马也披上了甲片,防护更加严密。车兵是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车兵依然存在,但其重要性相对下降,逐渐让位于步兵和骑兵,步兵在各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地位发生着重大变化。

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战车后面,辅助攻击以及提供后勤的,但在春秋时期,晋国因与戎狄的作战过程中,发现步兵比车兵灵活,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门步兵队伍, 被称为行。但在那时,步兵依然还是点缀,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普通百姓成为编户齐民,到年龄就征发入伍,对于他们来说,驾驶战车这项复杂的技能,一时之间难以掌握,加上战争开始采取诡道,场所也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车兵在山林之地远没有步兵的机动灵活,极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普遍装备的具有远射能力的强弓劲弩,能在远距离短时间内将排列整齐的车阵射得阵型大乱。到春秋晚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各国新组建的成建制的独立步兵,已成为当时重要的作战力量,不仅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到上建立要塞,利用山水之险,赢得作战之利,而不像以往那样,在平原广隰对面决战,因此笨重的战车逐步退出战场。

陈相灵:中国步兵开始慢慢地开始发展壮大,当车兵在春秋末期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战国就开始什么兴起了,骑兵就开始兴起了,特别是游牧部落,它有了骑兵,那么步兵跟骑兵作战的话,他又不占据优势。

战争对速度和灵活的需要,刺激了骑兵的兴起,骑兵的兴起反过来促进了速度和灵活性的发展。马是很早就被驯服的骑乘工具,在战国时代,中国北方生活着的游牧民族,已经骑射精湛,行动轻捷便利。与多个少数民族接壤的赵国,备受胡骑侵扰之苦,战国虽然武器精良,但是笨拙的战车和迟缓的步兵在来如飞鸟、去如绝弦胡骑面前只能是挨打的靶子。早期中原人不会骑马,马只是用来驾车,在春秋末年,开始有人骑马,但在马上骑乘自如地打仗,这技巧还没有掌握。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对,武灵王不为所动,全服反对派首领公子成让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紧袖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广胡服骑射。赵国很快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到处扩张,同时收编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的骑兵,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强国。由此可见,在那时,谁能掌握强大的骑兵,谁就能在争霸战中崭露头角。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最初只与兵车混合编制,但很快就被发展成为单独部队,与步兵协同作战,于是,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春秋时代以车兵为主的冲击战,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中原地区各国,骑兵部队很快成为了战争中的主力兵种,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力量。此后,车、步、骑三种兵种的配合使用成为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兵种配合的基本形式。

陈相灵:步兵也好,骑兵也好,但是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的机动性就变得强大了,虽然步兵他的行进速度可能要慢,但是他也是跑起来,机动性来还是很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说,中国的战争形态的转化,就是由过去的战车,列阵而战转向了野战,向野战这个方向去发展。

虽然北方产战马,但铜矿资源却是南方丰富,楚国的繁阳是著名的铜矿产地,春秋时的《曾伯黻》和《晋姜鼎《》中都提到征讨南方,夺取繁阳产的铜矿资源,这里是湖北省大冶市的铜绿山,中国著名的铜矿产地之一,曾隶属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是战国时期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在持续了三十多个世纪的开采后,今天的人们在这里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采炼厂,期间虽然历经多个朝代更迭,但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采练基地的属性却从未改变。
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现在正带领考古队在这里就春秋到战国时期冶炼技术转变课题的研究,进行考古发掘。数千年来,铁、铜等基础矿藏一直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丰富矿藏和先进的冶炼技术,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战国时期,冶炼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楚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过去的十年间,考古队在铜绿山已经发现七处古代冶铜遗址。但是,铁的冶炼遗址却一直没有找到。

陈树祥:楚国最早的铁器是什么时候,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冶炼厂,早期的冶铁是,我们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团,铜绿山从目前来说,我们一段段在发现,一段段在填补。你比方说着一片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汉代的冶铁厂,西汉的冶炼厂,我们过去前几十年没有发现这个西汉的冶铜厂,那么在这个地域来说,就填补了很大的空白。

这是湖北省博物馆的文保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铁成分的增多,让它的锈蚀程度比同期其他青铜器更加严重。早在商代,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铁比铜质地坚韧,性能更为优良,但那时还没有掌握冶铁技术,基本上都是在铜兵器的刃口上镶嵌陨铁,西周时,开始出现冶铁,但质量不高。战国时期,是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并存的时代,当时各国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冶铁手工业点,铁被发现后,古人开始扩大炼炉,加强鼓风设备,提高冶炼技术,并发明了渗碳制钢的技术。战国后期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让武器也不断升级,大量钢铁兵器应运而生,手持的戈、矛、剑、戟等兵器的质地因而变得锋利坚韧,杀伤力大大提高,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时期,军事力量薄弱,却有先进的技术与庞大的矿产资源的国家,往往是被七雄兼并的首选。

上世纪60年代,在湖北江陵望山曾出土一柄越王勾践剑,墓主是楚国的一位下大夫,经过现在冶炼专家的分析,此剑铸造工艺非常高超。战国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冠绝一时,越国却被楚国所灭,而越国先进的铸造技术让楚国的兵器在那段时期发生了质的改变。今天的考古发掘证明,除了手持的兵器外,战国时期的铜弩机在结构原理上、制作技巧上都很成熟。韩国的强弓劲孥更是天下闻名,史书上记载,韩国制造的弓弩,能射到六百步之外,在武器快速发展的同时,防御装备也在不断进步,齐国的冶炼技术也非常高超,甲胄之坚固名闻天下。这些出土于山东临淄的铁制甲胄,虽然已经锈蚀成一个整体无法分离,但通过复原可以看出,当时的甲胄设计非常合理,它可以将军人身体的大部分部位保护起来,武器的革新需求,也造就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发明。在墨子家乡,山东滕州的墨子纪念馆里陈列着墨子的发明创造,有很多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人数的增多,兵源的变化和武器防具的进步,让战争变得更为残酷,也让指挥战斗日益成为一门艺术。兵家在战国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军事学成为战国时代发展最快的学问之一。

邵蓓:战国之所以叫战国它的典型特点就是以战争为主,战争的目的就要取胜,因为要取胜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催生了各种战术战法,就是说本身它是一个军事思想极大发展的一个时代。
优秀的将帅在战场上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陈相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自从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之后,就一直研究被世人誉为中国兵家宝典的《孙子兵法》。两千五百年前成书的《孙子兵法》,不仅被中国历代军事学家和军事指挥人员奉为圭臬,更是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广为流传,在美国的西点军校,甚至被定为战争哲学。

陈相灵:《孙子兵法》它主要是战争哲学,作为孙子的出发点,我们怎么样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战场效果,因此他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其他的像用兵的思想,虚和实、齐和正等等,都可以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是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来到这里学习的都是当代军队中的佼佼者,很多都会成为未来军队的指挥员,《亲子兵法》是他们的一门必修课。春秋时期出世的《孙子兵法》注重战略,到了战国时代,一大批更富有实战技能和经验的军事家诞生了,吴起、乐毅、白起、孙膑等成为一时翘楚,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其中,吴起偏重于士卒训练,他创建的魏国武卒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而与他齐名的是一个被后人称为孙膑的军事家,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实战能力。孙膑齐国人,据说与当时威震四方的魏国大将军庞涓师出同门,一起像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急于建功立业,先下山求取功名,他和孙膑越好,一旦有了功名便会大力推荐他共享富贵。庞涓做了魏惠王的将军,很受重用,但心里知道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孙膑,始终惴惴不安。于是派人把孙膑请到魏国,但却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挖了他的膝盖骨,防止他逃跑,残废的孙膑忍辱负重,终于在在庞涓放松警惕时,趁机逃回齐国,孙膑到了齐国之后,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善待。

这里是位于山东临淄的遄台遗址,据当地考古专家推测,这里曾经是齐国的赛马场,著名的典故田忌赛马就在这里发生,田忌赛马的策略出自孙膑,田忌的真正用意是向齐威王推荐孙膑。

韩伟东:孙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田忌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田忌就输了,第二局田忌就用的他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第二局田忌赢了,第三局的时候田忌用自己的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田忌又赢了一局,田忌胜了齐威王。齐威王就感到非常奇怪,这时候田忌就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希望通过与孙膑对话,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文韬武略、特别是军事才能非常高的人物。于是,他就把孙膑拜为了军师,这位后来齐国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

这片曾经的赛马场如今的耕田,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孙膑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接下来战国时期最为经典的两场战役即将展开,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这也是两个人的战争,孙膑为齐国,庞涓为魏国,两个人的不同选择终归要让他们在战场上相逢。在桂林之战中,孙膑创造出了的围魏救赵的经典军事战术,齐国军队不仅解了赵国之围,而且大败由庞涓统领的魏国军队,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在马陵与魏国太子申和庞涓带领的十万大军相逢,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的策略,三天内从十万灶减到五万灶,再减到三万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导致庞涓轻敌冒进,只率少数精锐部队兼程追赶,最终被孙膑围困在了马陵山,庞涓死于战乱之中,魏国也由此一蹶不振。

这里是山东临沂的马陵山,丛林茂密、地势陡峭,军人出身的黄新忠现在是山东临沂历史考古所副研究员,三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现和调查研究,他认为这里就是当年马陵之战的所在地。庞涓到那个地方以后一看,一块桑树剥了皮,上面有字,是蚂蚁集成的,他认为是天意,所以就拔剑自刎了,后来还有一种说法呢,那就是他取火视之的时候,万弩齐发射中,把庞涓射死了。其实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仍不能够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说服人们相信这片山林,就是当年的战场。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与庞涓,也许因为太多经典、太过传奇,而且充满了恩怨情仇,太过戏剧性。后世对这两场战役的过程,也产生了很多的质疑,至于经典战役的创造者孙膑更是成了千古之谜。千百年来,许多人认为孙膑与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同为一个人,传说中的《孙膑兵法》根本不存在。

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两座古代墓葬,而这次发现,后来被评为了20世纪70年代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是两个西汉时期的普通墓葬,墓主人到底姓甚名谁,至今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墓中的竹简时,惊奇地发现了一部《孙子兵法》,更令人震惊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兵书,它就是失传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孙膑兵法》,被清理后的《孙膑兵法》虽然残缺,但是内容明确记载了孙膑擒庞涓的战略,以及孙膑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等内容。篇首的孙子曰字样与同墓出土的《孙武兵法》截然不同,两部兵书的重见天日,解开了孙武和孙膑是否是同一个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

陈相灵:《孙膑兵法》它主要是在战役这个层面它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作战原则,当然这些原则,我们说《孙子兵法》当中也讲到了,像以奇用兵,那么怎么个以奇用兵呢,孙子就没有再说。但是孙膑就告诉你了,什么是奇呢,以异为奇,我跟你不一样的,这就是奇,据说他在某些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是发展了、丰富了《孙子兵法》当中一些,特别是在用兵这一块,发展了他的思想。

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等待破解,他就是鬼谷子,相传鬼谷子是老子的徒弟,他身兼数家学问,他的学生除了兵家的孙膑与庞涓,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影响着整个战国的政局,他们被称为纵横家。春秋时期只有楚国敢于称王,其他诸侯国仍奉周天子为号,强大的诸侯也只敢称霸主,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再也按捺不住称王的野心,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先称王,之后齐、秦、魏、韩四国的国君也先后称王,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发起五国相王,赵、燕、中山国君也不甘落后用上了王号,周天子所独享的尊号终于为各国所普遍采用。

随着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兼并战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战国中期以后,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张的策略问题,游走于各国的谋士分别从合纵、连横两个方面出谋划策,纵横家们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大行其道,张仪、苏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相传他们也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出生于魏公族的旁支,为秦惠文王制定了连横的外交策略,他最初先到楚国游说楚王,没有受到楚王的重用,直到公元前329年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策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为了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如果楚国能和齐国绝交,秦国就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商於之地是秦国进攻中原的门户之一,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楚怀王经不住诱惑,迫不及待地与齐国绝交,但是当楚国的使者去接收献地的时候,张仪却说,他和楚怀王约定的是六里地,没有六百里之说,楚怀王闻讯大怒,但此时的楚国已经和齐国绝交,只能独自起兵伐秦,结果大败。秦国取得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排除了楚对秦的威胁,从此秦国的势力延伸到中原,张仪的连横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秦国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陈相灵:作为纵横家的话,他使用的什么软实力,通过这个软实力,借用的是矛盾,没有矛盾,我制造矛盾,通过矛盾营造一个有利的态势,最后为军事家在战场上去决战,我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态势,那么真正最后完成这场
战争胜利还是要靠军事家。这是他们巨大的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虽然他借助于软实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什么呢,靠军事家在战场上打赢。

如同张仪一样,苏秦是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曾一人配六国的相印,他的合纵策略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就是燕国的间谍,而且他从事的是兵法五间之一的死间,用生命为代价去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成功游说齐湣王林联合燕、韩、赵、魏合纵攻秦,不过苏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灭掉齐国,此时弱小宋国成为苏秦的重要棋子,因为宋国是列强们觊觎的土地,如果诱使齐国灭掉宋国,必然会激怒其他各国。苏秦做到了,使齐国在灭掉宋国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率领秦、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齐,齐国形势危急,五国伐齐的号角吹响之时,苏秦的身份也暴露了。

三十年前,齐国乘子之之乱出兵攻打燕国,几乎让燕国灭国的情景,今天重现在齐国,苏秦发出最后一张密谍给千里之外的燕昭王,是告别、也是了结。苏秦在穷困潦倒之时,在燕国受到燕昭王礼遇,为知己者死,消灭齐国是苏秦对燕昭王的回报,苏秦最终被齐湣王车裂而死,率领五路联军的乐毅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了齐都临淄,这场战争在齐国打了足足五年之久,先后攻下了七十多座城市,只有即墨与莒还在坚守。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后不再信任乐毅,以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出赵国,即墨守将田单抓住机会展开反攻,田单在城里集中千余头牛,披上画有五彩龙纹的缁衣,脚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上灌了油脂的芦苇,到了夜里,把牛尾巴点着,让它们狂奔,五千将士紧随其后,杀入燕军,燕军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奇形怪状的火牛,大惊失措,死伤惨重,骑劫也丢了性命,田单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七十余城,拥齐襄王继位,恢复了齐国,齐国虽得以复国,但元气大伤,无力和秦国抗衡了。

陈相灵:苏秦和张仪珍,他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个外交家所做还不一样,那么外交的话,我们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有它独立的独立的地方,那么当时纵横家做的,我们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他是战争的推手,他是让对方犯错误,为我后面的战争做准备。苏秦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政治局势并未如苏秦所愿,燕国没有崛起,而是秦国成为了七雄之中最强的国家,日益强盛秦国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步伐,垂沙之战,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两国,扫平秦军东进之路;鄢郢之战,获得了楚国大片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观津。

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十七城邑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龁进攻长平,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五十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展开对峙。被廉颇曾曾用来储粮的大山,被后人命为大粮山,并竖起廉颇像以供后人瞻仰,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后勤补给是全军的生命线。当时廉颇采用坚决防守的作战方针,不管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军束手无策,就这样双方相持了三年。但针对这场战争,秦赵之间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秦国成功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认为廉颇坚守不出是怯战,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

陈相灵:我们从这三个人来做一个比较,就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将帅智慧的一种智斗,可能大家的力量都差不多,就看我这个智慧,谁的计更高明,那么作为廉颇来讲的话,他这个策略、最后的拖延战术,它是非常好的,他非常适合赵国的。但是赵王又是没有很好地去判断形势,这个赵括啊,经验不足,纸上谈兵,经不起对方的诱惑。白起来的话,就是说怎样去调动对方,怎么样去找弱家,进行打击。他(廉颇)是用的非常好的。

长平在今天山西省的高平市境内,相传这里的很多村庄,都是从当年的秦军营垒演变而来,当年就是在这些营垒的外围,秦军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赵括到达前线后,改变了廉颇坚守的策略,大举进军秦军,秦国将领白起则佯装溃退,让秦军固守营垒,诱敌深入,结果白起派兵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退路和粮道,又命骑兵部队插入赵军,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只孤立的部队。此时,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几十万大军像困兽一样束手无策,赵括将剩余赵军组织成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国壁垒,拼死突围,历史上最惨烈的战败就此上演。到了公元前260年的九月,赵军的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经46天的赵国军队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开始相互残杀,以人为食,绝望的赵括亲自领兵博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陈相灵:经过这一战,那就彻底的把赵国力量的支撑基本上打击了,可以说是赵国也对后来的秦国形成不了巨大威胁,以后来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就非常爽了,这就是这场战秦统一六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他提前决战,但是他打赢了,这就是把这个统一六国的进程大大地压缩了。

两千多年过去,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书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长平之战是所有秦军发动的战争中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得最为详细的一场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上世纪末,一个老人的不经意发现,揭开了这个谜团。1995年5月,高平县永禄村农民李珠海和他的儿子李有金在耕地时,在一尺的土下发现了众多遗骨,还发现了几十枚赵国刀币,便报告了文物部门。
田贵生:大兄哥,他那时候承包了一片土地,就在这个地方种些果树,春天呢,他想收拾的,建设地,他来了就想把这里铲一铲,把这块地平整平整,在铲地的时候,突然就铲出骨头来了,铲出骨头来了,当时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就继续铲,越铲骨头越多。

战争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今天的事实却是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真实地,演示着当年那场残忍的屠杀,2014年,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述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与无情。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时期,这是一股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身处其中的人只能选择是站在潮头浪尖,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或是无奈地被洪流所淹没。长平之战,是秦朝统一之前最后一次大决战,之后,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统一六国已经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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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9-19 12:59 | 只看该作者
第十六集 诸子百家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时期至关重要,公元前500年左右,东方西方,群星璀璨,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均在这个时期诞生,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其所产生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这个时代,是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其为轴心时代。中国的哲学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蓬勃而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即彼此批评博弈,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到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篇章。

这里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孟庙,庙宇里正在进行的是成年加冠礼,在集体叩首之后,老者主持加冠仪式,少年加冠之后便正式成年,千百年来,殿堂里的亚圣孟子注目着无数后辈少年加冠成年,孟子是孔子的弟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倾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私淑弟子,但孟子却坚定地视自己为孔子的直接继承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孟子思想的基础。孟祥居老人是孟子的74代孙,也是中华孟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

孟祥居: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善良的,他认为就是说老百姓就能享受到帝王的仁义和慈爱,他才能真心实意地拥护你,才能爱戴你,你的江山才能够坐的稳,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

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游梁祠,2014年夏季,河南孟氏宗亲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祭祀仪式,仪式里有一项告祖的内容,孟氏后人准备重修游梁祠。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享有丰厚的待遇。当年,孟子生平出游第一事就是游梁说惠王,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国君说: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的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有有仁义就足够了,在儒家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兴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纪念孟子。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最终对梁惠王绝望了,生气地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然后离开魏国。

孟氏宗亲的祭奠过后,游梁祠重归平静,世代在这里看守的后人细心地打扫着院落,实际上,游梁祠大部分已毁,所剩殿宇也被改造成了工厂厂房,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二十八年,阎兴邦《重修由梁祠书院碑》,另一方为嘉庆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落模糊,游梁祠的魄罗情形,仿佛就是当年盛名之下的孟子,在宣讲仁义之说时的遭遇,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轴心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这里汇聚了当时了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收徒讲学,交流论辩,各种思想交流碰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场所。

韩伟东:这是一个稷下学宫的一个标志碑,稷下学宫的具体的位置呢,根据史书记载,应当是在齐国都城宫城西墙的南门,它南边正好有稷山,现在都湮没在这些田地之下了。韩伟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局长,稷下学宫的兴衰是生活在稷山下的所有人最为感慨的。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是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韩伟东:史学家都说,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社会科学院和官办的大学,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是有能力,稷下学宫就容纳他,而且给他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同时呢,他又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争鸣的环境,就是在这里,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互相争鸣。

汇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稷下学宫授徒讲学,著述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蒋重跃:因为这个民本,把它说全了叫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以民作为自己的根本。他站在民上面,踩在民的上面才成为君的,在利益的分配,在对待国家不同人群的态度上,你要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这很了不起。

在稷下学宫中,孟子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他抨击最厉害的当属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种学说,即墨家。孟子是邹城人,墨子是滕州人,两个人的家乡离的很近,又都是师从儒家,但两者秉承的学术思想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百家诸子的塑像不同的是,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完全颠覆了学者惯常的衣冠整齐和文质彬彬。相反,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手执树杖,跨步向前,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和塑像一样,墨子纪念馆也和其他纪念馆不同,这里几乎就是一座展现古代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的科技馆。

牛娜:墨子被誉为科圣,宋健高度评价墨子为唯物始祖科圣墨翟,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抛石机,这是墨家利用了杠杆平衡原理发明的一个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最初是用于守城,他是把石块或者是火球放入这里,它通过这样一个辘辘牵引拉下来,在通过支点的弹力把石头抛出城外,用来砸伤城外的敌人。墨子说圆,一中同长也,就是说圆的一个中心,同长也就是半径相等,这样旋转一周就形成了一个圆,这是古代关于圆的最早的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圆规。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游说楚国国君的同时,墨子和楚王请来的能工巧匠公输班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战,公输班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破,公输班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的一场战争。墨子的楚国之行,是贯彻他一如既往的兼爱、非攻主张。

蒋重跃:墨子开始学儒,学儒学了爱了,学了仁了,可是发现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了,就反对儒家这个仁,你对人类这种爱,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一种远近亲疏的一种态度,他认为这不行,人都是一样的吗,既然人都是一样的,爱人就应该同样的爱,我是兼爱,都一样的爱。

传说墨子曾做出一种可以在天上飞行三天三夜的木鸟,那只传说中飞在空中的木鸟让人向往,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也是墨家的主要思想。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极其简朴,和弟子们吃菜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们奔走在各国之间。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钜子,钜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钜子,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规,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命令,他们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为了反对战争,为了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可以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以自苦为极,严格服从纪律,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在乱世中受到尊崇的原因。然而,在儒者眼中,墨家完全排斥礼乐的做法无疑是极端的。

张庆军:从他制度严密或者纪律严明这方面来说,对他推行他的学说有益,但是后人包括一些道教,在汉末黄巾起义,学习了墨家一些组织形式,或者我们现在说叫地下组织,因为他好多制度和当政者和统治者理念和制度都是不一样,所以说,后人甚至有人说,墨子是黑社会老大,这个我只能说很遗憾,他们没有学到墨子兼爱的思想的核心。

孟子出生比墨子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非常了解,他抨击墨家兼爱思想,认为不重视礼,不分亲疏贵贱的兼爱是糊涂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德,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惮艰险以弘扬儒家,但终究不能为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书之路。

这是一幅明朝张辉路所绘的《老子骑牛图》,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蝠,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的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传说老子看到周道衰微,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这样写道,老子西游,关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因为画里的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指。

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和孜孜不倦的入世进取的儒家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关尹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放他走,结果老子留下一篇五千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术上的疑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书写于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就有《老子》的片段。

郭店楚简当时是发现了800多支,实际上有字检只有730支,《道德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在甲乙丙当中都有体现,应该说这个是真实地,能够说老子这不存在,存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应该说怎么把老子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的问题。

《毛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就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

炎炎夏日,童子的抵树根而眠,庄周坦胸仰卧石塌,鼾声醉人,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贯道所作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体会到了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
蒋重跃,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

蒋重跃: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会感到非常愉快的,他认为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以物相的形式变化呢,是道,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说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就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一个意义,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的那个东西,就是道。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水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既是两千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民辩高手惠施。

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他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声名,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的书有五车之多。有一个叫黄缭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的原因,以及风雨雷霆的发生,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但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惠施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惠施的答案自然也不得而知。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的问题,长于辩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两千三百多年前,当人们把老子乘牛过函谷关奉了一个紫气东来的传说时,另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谷关前,只是这位乘白马的人并没有受到老子般的礼遇,相反,他被看守城门的秦国卫士拦在了城门之外,这个人叫公孙龙,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了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关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关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噪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慨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但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蒋重跃: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一派的贡献被大大地贬低了,最后没人理解,没人用了,我们考虑问题,怎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呢?重要的是我们懂不懂概念思维,能不能把概念,把事物做概念式的理解,如果我们有这个本事的话,我们会把事情说的更清楚,政治治理国家也是要说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会对政治有大用的,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里是北京密云,古为燕国渔阳郡,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一位稷下学者的神奇传说,这位学者名叫邹衍,相传邹衍在辅佐燕昭王时的一个春季来到密云,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于是他便在密云的一个山头上吹起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邹衍吹律之后,暖风随即而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一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粮种,交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这里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为了纪念邹衍,当地老百姓曾经修筑邹子祠。数千年过去,曾经香火繁盛的邹子祠,早已难寻踪迹,但黍谷山上不断变化的光影之中,似乎依然能看到这位战国时期可以尽言天事的阴阳家学派代表人物邹衍的身影。邹衍吹律的背后,其实是利用的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而邹衍就是一位主张阴阳五行,五德终始的学者,邹衍喜欢谈天事,创建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用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了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九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瀛海环绕, 这才是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思考。

每年的农历8月27,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而在曲阜孔庙的祭孔大典最为热烈。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七十二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一百五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圣。        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当时最知名的儒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的孔庙配享的塑像中,并不是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荀子名荀况,是赵国人,出身法家人物辈出的三晋,荀子却心向儒学,也是因为出身三晋,荀子的儒学有了不同寻常的法治的色彩,他也更看到了人性之恶,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的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的是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反对法先王的说法,提出法后王,这是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

蒋重跃:这个儒家讲什么呢,讲天命,天理良心,荀子正反了,天你是自然的天,天理何在,人呢,人有性恶,所以他有性恶论,那很自然的,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天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你这两条就很难跨进孔庙的门槛了。

虽然荀子以及他的学说,没有被孔府承认,甚至不能列于孔庙之中,但荀子的思想却从来没有离开儒学的发源之地,在他灵魂深处生长的思想之树,宛如孔庙之中苍劲的银杏,两者同样枝繁叶茂,而又相通相融,生生不息。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来的一个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缘法而治的统驭之术。他们的名字是李斯和韩非,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老师荀子一样,韩非子的学说也融合了诸家之长,不过在取向上,韩非子抛弃了老师倡导的礼义,转而宣传法治,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认为,没有法令,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受到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而且,像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年难遇,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世所罕见,大部分的国君都是中人之资,一个中等的国君,守着法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工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怎么也是大致不差的。韩非提出君主的极端专治,减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蒋重跃:也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吊诡吧,儒家培养两个学生,是法家的大人物,最后做了一些对于整个学术发展,包括儒家非常不利的,反对儒家反对的最激烈的,所以你像商鞅,《商君书》里面反对六种人,叫六蝨,六种蝨子,毒虫,害虫,其中儒家在里面。到了韩非《五蠹》,《五蠹》儒家也在里面,儒家成了首当其冲,要去除的一种人,法家对这个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怎么说呢,或者叫终结者。

战国法家反对思想自由,但是法家本身却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对自然、人性、政治,社会等做了深入地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家的政治实践,让其学术思想逐渐落实成为一种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当然,其也为随后的统治者在治国中,采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才能长治久安,提供了可供反思的明鉴。

轴心时代的中国,既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众说融汇的时代,所谓百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战国时期各执一说,即相互批评又相互交融,用百家争鸣这样的词来形容并不夸张。两千多年之后,曾经建高门大屋,有康庄之衢的稷下学宫早已变成了眼前的一抔黄土,但这黄土应孕和见证了那样一个诸子蜂起、百家迭出的精彩时代,即便此后秦始皇焚书坑儒,私学被禁止;即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成了千古绝响。但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于千古流传的丰富典籍,而且绵延不绝的影响历代文坛士林,他们一起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独特风貌,塑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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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9-22 13:15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七集 秦国崛起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来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

公元前九世纪末,嬴姓族长非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以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使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曾振宇:因为当时秦国的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两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认为秦国这个是野蛮落后的国家。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骞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的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三百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了一系列混乱之中,经历了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迁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

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施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能有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卫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封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好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依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史载,商鞅见到秦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地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帝道、王道并不敢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推行全面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杨振红:当时旧贵族两个最重要代表就是甘龙和杜挚,他们就是坚决的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那一定会讲了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那个坚决的驳斥,他认为就是三代的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过去的法制,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状态。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曲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五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军武和主演刘志政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王军武:咱们提倡这个以史为鉴,历史上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或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种精神呀,以秦代的那一种的历史故事反映出来,对咱们这个现实的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所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这是一件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为了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它向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强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

商鞅变法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自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只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

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士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齐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这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惟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级,男子成丁时只是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杨振红: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它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他的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庶民也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原来非常严格的贵族社会。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他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的能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它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密档。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土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着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竹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名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地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名田制。名:意味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田1.5宅,爵位越高,田地的数量就越高,至十九级的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杨振红:《汉书食货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至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民得卖买。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更古未有的。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用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罚,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的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制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鄙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

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年,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珡黥刑,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刑,就将太子的两位师傅分别实行了黥刑和割鼻的劓刑,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三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史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曾振宇: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制之后才能够实现,到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制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咸阳位于丰水和谓水交汇之处,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衢,孝公十二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栎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部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置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全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臧知非: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的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积,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初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来,这是一件自两千多年前量器,这件量器左侧刻秦孝公十八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量器,竟刻有两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

周亚:这就是商鞅方升,他是秦孝王十八年时候,商鞅做的一个量器,主要是这个测量容积的一个器皿,特别重要的就是记载了,这个容积的一个计算方法,16寸又五分之一寸,这个立方寸的一个的容积,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的时候确定下来的制度。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千百年来,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的秦始皇时期多达三万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的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彭成刚馆长每天都和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些竹简并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官府文书,它是秦国基层政府和百姓,严格按照国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它真实而生动的揭示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运行的秘密。

彭成刚:这一枚简,关于对官员进行一种考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实行绩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经对官员有一种考核制度了,对官员考核在行使过程之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的话,然后到了年底,对你的俸禄都会降级的,如果考核评优,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禄,包括饮食,包括家庭的待遇都会相应提高。这枚简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坐飞机有时候要手持身份证,要对你的相貌进行核对。但是两千多年前,秦朝他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枚简就是通关凭证,这个简上面关于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别,还有你的爵位,它都有记载。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地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又精确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二十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四十余年后洗刷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即秦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制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商鞅新法。

李开元:秦军是百战百胜,六国根本没有办法抵抗,因为秦军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度,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商鞅变革,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基本上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但这个军事实力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它的注目点还是在于提高,在战国当中的竞争能力。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的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霸),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於,商十五邑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

这里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几位农民在挖排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坑,这个古墓重见天日,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巨大空白,墓葬坑中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了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的记载,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诘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什伍制。

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利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逝,太子驷继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傅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杨振红:当时商鞅就开始逃,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要留宿,结果店主让他拿出他的符篆来,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来,他没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说商君有令,如果,你要留宿客人的话,一定要用符篆(证件),如果你没有我,我不敢留你,否则我一定会被判处刑罚,而且我的家人会连坐的,所以商君当时非常地感慨,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地。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在美国率先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之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亩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业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李开元:秦本身比较落后,落后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非常的不健全,这个时候商鞅带来一个比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烈的改革愿望,他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两次变革推行到底。

杨振红:商鞅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刻薄人,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人,他进行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他是奋不顾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诟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但是,他对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讲,从法律制度建设来讲,这应该说是两千年制度的一个根本,一个奠基。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进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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