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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泰山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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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中国通史】月鸦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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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1 13:21 | 只看该作者
第七十八集 郑和下西洋

日出、日落,每天在这里重复,新生、死亡,时时在这里上演,光明与黑暗,狂暴与温柔,怒吼与低吟,无数正反相合的元素,在这里奇妙的交织,大海,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大海,让人恐惧,又令人向往。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出海远航,遭遇惊涛骇浪,甚至折戟沉沙,沉睡海底,但是,天与海的尽头传来一声声召唤,一代又一代先民,继续吟唱这壮美的海之歌。又一只船队正在远航,来自六百多年前的中国,它即将书写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只庞大船队的领导者名叫郑和。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长达四年的皇权争夺战自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役,在靖难之役中一名太监为朱棣出入战阵,屡建奇功,他就是郑和。郑和本姓马,明朝初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将十一岁的郑和带到都城南京,成为宦官,后来他被分配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

毛佩琦:他在靖难之役中就表现非常勇猛,对于明成祖夺权建立了功业,当时就显示出了他的才能。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至洪武末年,已经是仓禀充实,天下太平,朱棣继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明朝定下了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达计划的人,他编纂了
大部头的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疏浚了大运河,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并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正是永乐皇帝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下西洋的原因,《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毛佩琦:我们怎么样理解,耀兵异域且示中国富强,明成祖交给他的一封敕书,这封敕书这样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多少讲清楚,我的意图是什么呢,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需之处,人民老幼皆欲遂其生业,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也就是说,普天之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通过郑和船队开展海外贸易,是朱棣的另一想法,在后代历史学家看来,赴海外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多次下西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
范金民:为什么朱棣要派郑和下西洋,到现在说法很多,找建文帝和耀兵异域两个是主要的看法。

朱棣登上皇位当年,也曾派遣多个使团出使一些西洋国家,然而小规模的航海不符合这位帝国之君的性格,他要派遣一支规模空前的庞大使团,出使西洋各国,朱棣的计划,船队不仅要到达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占城、真腊、满剌加等,今天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还要穿过印度洋,向西出使更远的国家。让谁成为这个使团的领导者呢,永乐皇帝考虑再三,觉得郑和是正合适的人选,永乐皇帝为此特派命相师,观察郑和的相貌,相师在一番暗察后禀报皇上,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相师所说的三宝,就是郑和,人们亦称为三宝太监,听到相师的回奏,永乐皇帝非常高兴,决定正式任命郑和为使团正使,一个宏伟的计划一经确定,当下的准备就更显得迫切,其实洪武年间就已未雨绸缪,都城南京地区植下的数千万株棕树和桐树,经过30余年阳光雨露,到永乐时期大部分已经茁壮成材,所产棕缆和桐油可以助造船之用。大量的木材被运送到了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工匠们开始日夜不停的建造出洋船只,船舶主要在龙江船厂建造,但是,全国范围内的船厂也被动员起来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以及直隶,安庆,苏州等府府的造船厂也昼夜开工,建造各类海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估计,在1420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整个欧洲国家船只的总和。

商传:这个是官方行动啊,你想这个取宝船,在造船厂一造,那就是个大工程啊,不是一般的准备。

这里是曾经明朝的一个造船厂,如今它成为了渔港,虽然依旧忙碌,但即便是在当地大多数居民的记忆中,古老船厂的踪迹也已经无处可寻。岑国和与岑武国两兄弟希望重新建造郑和的船队,来唤起人们对那段辉煌历史的记忆,这让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造船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舍弃了现代电动工具,完全利用当时工匠们的技艺和工具完成船只的建造。

我这艘船总的翘、两头翘,两头翘的弯曲度是多少,那么我要选择的是弯的木料,必须要在北面去选择,我打个比方,要在北面选择的话,北面的山它有斜度的,那么风吹雨打的时候,那这个木料呢,它是一次种在山坡上的,那么风吹雨打,它变成了这样子一个弯的,那么我就在北面的材料,比较坚硬的弯曲度,比较好的木料,我就选择到两边。

其实,明朝的造船技术,留存到现在的并不多,很多都已经失传,为此,岑氏兄弟耗费十一年的时间,岑氏兄弟正在造的这条远航木船,长31米,宽八米,可以装载250吨货物,这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但在郑和的船队中,它只是一种最小型的货船。在郑和船队中,船只总数在200艘左右,除正使郑和等人乘坐的大型坐船宝船外,还有马船,粮船,战船,坐船,水船等各种船舶。马船是运输用船,粮船运送粮食,坐船用于载运兵员,战船是用以投入战斗的船只。建造出郑和宝船是陈氏兄弟的终极目标,显然如今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顺着岑氏兄弟渴望的目光,一直向北,穿过无数曾经的造船厂,落脚在南京郊外,正是在这里诞生了郑和的宝船。600年前,这里是明朝最大的造船厂,龙江造船厂所在地,曾经坐船用的作塘,如今已变成了湖。这是1957年,在龙江造船厂遗址出土的一根巨型舵杆,长达11.07米,据明代史料记载,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而现代学者推测,最大的宝船满载排水量,能达2万吨以上,宝船之大在当时无疑创造了世界之最。

姜福茂:我们厂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造万吨轮的时候,还是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所以我觉得呢在15世纪,我们国家能造出这么大的船舶,我也真是很佩服我们的古人,如果在我们现代造船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大型船舶。

郑和宝船究竟有多大,据学者推断,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宝船长100多米,宽50余米,这样的宝船其排水量是将近100年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旗舰的100倍,即便是400多年后,在鸦片战争中攻打中国的英军旗舰康华利号,其排水量也不到郑和宝船的八分之一。如此大的船只,究竟是由谁来具体设计的,又是怎么建造的,郑和在建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郑和宝船,还有很多不解之谜等待发现,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人所拥有的先进的造船技术都已经应用在了宝船上。曾炽杰是新加坡的古船与航海科技专家,曾经在英国学习造船专业,多年来他对中国古代帆船有着深入研究,

曾炽杰:中国帆船,它用的水手的人数很少,非常非常少,他不需要很多很多人,而西洋的帆船不一样,它要的水手很多,风有八个方向,船可以向七个方向走,中国帆船很容易逆风走,西洋的帆船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它基本上的结构不允许。

中国人独创的平衡式梯面斜帆技术被广泛应用到郑和的船队的大小船只上,控制这种帆,只需要在甲板上就可以操作,而不像西方人那样,爬到桅杆上面,通过这种风帆与船舵的配合,只要海面上有风,无论风从哪个方向来,船都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并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驶。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和牵星术同样得到充分利用,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导航体系,这比欧洲领先至少200年。
丁天明:那么这个牵星术主要是测定了一些星体的方位、角度。

郑和船队的奇迹,不仅体现的船只和航海技术上,郑和每一次出使西洋的使团人数多时达27000人左右,其中武装护航人员就多达两万人,这显然是有史以来人员数量最大的使团,郑和船队人员中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通事、书算手、医士、水手,各类匠人,仅医官医士就有130多人,平均150名远航人员配备了一名专职医务人员。1992年,考古专家在福建长乐发掘出五组明朝雕塑,其中一组雕塑名为巡海大臣,他的主体雕塑头戴,嵌金三山帽、身穿簇新蟒袍,腰系白玉带,脚穿皂朝靴,是明代宦官特有的服饰,经考证确认这尊主体雕塑的人物形象就是三宝太监郑和,这一组雕像所塑造的正是郑和使团的部分成员。

商传:造好了船,出海跟随的军士这得挑选吧,安排吧,官员,而且他这个是个专业性的,不是说我能打仗就行,他还得有舵手,有水手、帆手,缆绳,各种各样的管理,这都得有。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出发的那一刻,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这个平静的江南小镇,突然间变得热闹非凡,浏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郑和率队登上宝船,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两万余人组成的船队满载丝绸、棉布、瓷器、粮食、淡水、燃料、蔬果、茶叶等物品,离开刘家港,沿海岸南行至闽江口,入冬后乘东北季风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起彼伏,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显得美轮美奂,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

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如今被称为黄金水道,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每年有大约十万艘船只航行在这个水道上,他们依靠先进的通讯工具,航海技术保证航运安全,而且每一条船在海上都是沿着既定的航线独立行使。
古马:我们常用GPS定位路线,我在GPS里面输入起点和终点,然后就有了航线,这就是航线,我们根据GPS按照航线航行。

一个疑问从我们脑海中跃出,长年累月在惊涛骇浪中航行,郑和是如何保证一支庞大的船队安然无恙、井然有序的呢,在郑和船队中,通讯联络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若遇雾雨雪等天气,用铜锣、炮声联络,前进、后退、休息、起碇、扯蓬、升帆、抛泊等等都统一指挥,使郑和的命令可以高速准确的传达到每一艘船。一个由二百多艘船只,两万多人组成的船队,犹如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同样是来自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湛先训博士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对郑和船队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湛先训:就像今天的企业公司,我们拥有很多职能部门,人力资源部、市场部、财务部等,当你处在一片开阔的领域,船只是以三角形的队形扩展开来的,文学上称呼领导的船为母船,靠近指挥船的那些船只,将会看到视觉形象和声音,然后他们立即将这些船只传递出去给外围的船只,所有的信息将会以同一种方式从船队的一部分传递向另一部分,你可以想象我们现代化的交流方式,就像一种网络,那个时代,他们没有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但是他们能够利用人工的方法,满足交流的需要,我们不得不称赞郑和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新加坡古称淡马锡,据《郑和航海图》记载,郑和船队曾经进过这里,并且以一个很像龙牙齿的巨石作为其船队航线的标志,这就是龙牙石的来历,龙牙石在约1880年被英国海军炸毁,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据历史记载重建了龙牙石,以此纪念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在驶离明帝国的版图之后,首先到达占城,又先后访问了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紧接着穿过今天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崔蓝屿、锡兰、柯枝等地区和国家,最后继续沿印度海岸北上,又访问了甘巴里,阿拨把丹等国,之后开始返航。

毛佩琦:明成祖给郑和带了一些给西洋蕃王和头目的信,我们来这儿干什么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表示出我们的友好,表示出我们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的这种主旨,同时我们要向各地交换、赠送礼物和交换礼物,同时要开展和所到国之间的贸易。

不仅如此,郑和船队还带来了各种农具,开井用的工具,每到一处,官兵们一边开井汲水,造屋居住,一边教会当地民众耕田种稻。明代的《开工天物》中记载的很多农具,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的偏远地区,农民至今仍在使用。郑和使团开凿水井,居住在马六甲的人们几百年来一直饮用这些井水,并亲切的称它为三宝井。

林瑞:马六甲后来的干旱时期,几乎都要靠这个三宝井的水。

郑和船队返航途中,还完成了一次海外维和行动,当时,以广东人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长期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旧港,各国过往船只不堪其苦,却无可奈何,郑和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激战,陈祖义被俘,他的几千名海盗全部被歼,从此,旧港一带海运平安无事。

毛佩琦:明朝的时候,曾经沿着从中国南海往印度洋走的方向,这条路上并不太平,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和平。

永乐五年九月,经过两年多的远洋航行,郑和率船队凯旋归来,回到南京,这次也带回许多国家的使节,前来向明王朝回访进贡,献上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完美,振奋了整个帝国,明王朝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自公元1407年冬至公元1421年春,14年间郑和舰队又五下西洋,第二次下西洋,船队最远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从第二次下西洋开始,郑和分别在今天的越南南部、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西南部建立了交通中心站,接下来的几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从这些交通中心站出发,向外派出多条支线,船队进行远航,开辟了数十条新航线,到第六次下西洋,有船队已经西抵南非海岸,有人甚至认为,船队向南到达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甚至曾经进行过环球航行。着副全长560厘米的航海地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牵星高度,共有109条针路航线和四幅过洋牵星图,包含了500余个地名,随着一次次远航,郑和船队不仅不断开辟出新航线,而且随船来朝贡的各国国王、使臣络绎不绝。陈达生:马六甲一代一代王以后,每两三年都要到中国去朝贡。

陈达生博士是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为了能够在东南亚让更多的人了解郑和,宣扬郑和精神,陈博士在马六甲找到了郑和官场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郑和博物馆,陈博士的这座郑和博物馆,是东南亚最著名的私人博物馆之一,整个博物馆设计非常独特,犹如一个巨大船仓。

陈达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是船的货仓,在上去是生活舱,等一下我们去看,生活舱有什么,住的地方,还有药店、还有餐厅、厨房。

郑和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与郑和以及他的船队有关的文物和展示品,而其中的很多文物都与郑和船队在当地的活动密切相关。

陈达生:这个他们称为郑和瓮,明朝的郑和瓮,这些怎么会找得到,中国没有的,郑和的士兵们住完了,没有人要了,很多森林里面的土著,就把它当成宝收到森林里面去,收去之后的,现在它是传家宝了,他儿女要读书、进大学、生病,就偷偷拿去卖,也不用给人家知道。

在郑和博物馆里,与郑和有关的文物种类繁多,大到农机具、武器、小到瓷器、货币,很多文物都价值不菲,不过其中有一件文物却无法估量它的价值,被陈博士称为镇馆之宝。
陈达生:这个井也是很古老的,这边人把它叫做将军井,将军井就是郑和将军用的这个水井,有一个中国的专家来后见这个井,这样的井在中国很普通,所不同的是郑和时期的井壁是用花岗岩,这边很多的,他就地取材吧,一口在中国最普通不过的水井,在这里却是意义非凡,因为它直接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乃至文明进程。

而郑和船队的远航,也给朱棣皇帝带来了意外之喜,他们运回了帮噶刺国进贡的麒麟,这只动物实际上是生长在遥远的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长颈鹿。中国人向来尊麒麟为四灵之首,把它当祥瑞之物,只是在盛世才会出现,它的出现震动了朝野,让永乐皇帝坚信自己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六次下西洋,郑和完成了永乐皇帝交给他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政治上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联系,经济上开展海外贸易,第三项任务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虽然未能完成,但这支船队完成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宣扬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友谊之旅,它传播中华文教,力求建立以和平与和谐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秩序,这种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理想,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毛佩琦:明成祖的理想,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帝王的理想,叫做天下为公,他希望把一种和平和谐的秩序带给天下,那么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明成祖在敕书当中,用了这样两句话,叫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英国学者李约瑟对郑和下西洋是这样评价的,东方的航海家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他们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以恩人自居,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事实正是如此,这个古达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不殖民、不侵略,所到之处,都是进行友好的交往活动。

湛先训:当郑和到达一个地方,他就与当地人进行交流,这种交流不只是语言上的,还有行动上的,这就是他的五个协作方法,先是及时表明善意,然后慷慨赠送礼物,达成双赢贸易,再确保持续性,最后继续建立信任。
如今的东南亚各国遍布郑和下西洋留下的遗迹和风俗,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在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海洋之子,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文明与和平的中国使者。

范金民:郑和下西洋,树立了一个中国人和平对外交往的、一个光辉的典范,特别是跟后来西方的、更晚一点的西方老殖民主义者的远洋航海的掠夺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东南亚各国一直到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把郑和奉为神明来崇拜的。

然而中国航海史上最悲壮的落幕,与最辉煌的时代一样,来的无比突然,公元1422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无用的奇珍异宝,而耗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是否继续下西洋,永乐皇帝显然也在犹豫,他不能不考虑文臣们的批评。

商传:士大夫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那个大船做那么大的叫宝船,取了什么宝拿来展览,大家看新鲜,长颈鹿叫麒麟,那个大的乌龟壳什么大宝贝,不过就如此而已,对国家能有什么意义。

公元1424年,农历7月18日,永乐皇帝猝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即位,将西洋宝船作为先朝弊政,加以罢黜,诏令下西洋宝船全部停办,作为昔日的朱棣宠臣,此时的郑和已经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伴随着权力的更换而沉浮。公元1425年,宣宗皇帝朱瞻基即位,不久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修理南京大报恩寺,六年后因为感慨于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遥想当年万国来朝的盛况,宣宗倍感失落,思虑再三后,他决定置朝臣们的激烈反对于不顾,派遣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此时的郑和已是花甲之年,公元1431年,南方的严冬已过,原野上春意处露,沉默多年的刘家港再次喧闹起来,郑和率领的庞大的船队再次从这里驶向大海。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西洋,也是帝国船队的收官之作,这次出洋,总共经过了20几个国家,于1433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返回太仓刘家港。1435年或1436年,郑和病逝于南京。郑和之死还有一个版本,说船队在返航途中,与风浪搏斗了几十年的郑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终,这位海洋之子选择了他最好的归宿,蔚蓝色的大海,应该说,郑和船队的最好归宿,似乎也随之归于浩瀚的大海。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郑和船队远航的记录,少之又少,在大多明朝官员看来,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在郑和去世三十年后,当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时,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成化皇帝,命人去取郑和的航海档案,兵部官员刘大夏却将郑和航海档案藏匿起来,并最终下落不明。

商传:当时刘大夏管这事,他就把这航海图志都给毁掉了,不让它保留下来,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事情。

明朝大航海的停止,跟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在向浩瀚的海洋迈出一大步之后又退了回来,距郑和首航80多年后,大陆的另一端,哥伦布带领各三艘排水量近百余吨的帆船,驶向大西洋的对岸,也许这是历史的错爱,世界地理大发现不属于当时航海技术、装备领先世界的中国,而属于比我们晚得多,装备比我们差得多的欧洲人。

湛先训:在郑和航海之后,又有许多航海家出现,但是这些西方的探险家,不幸的是进行了殖民。

人类的发展进程,因为东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潮起潮落而发生着变化,必须赐予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却与之擦肩而过。虽然,官方的航海行动停滞不前,但私人的海外贸易与远越重洋依然兴盛,这幅《海水旭日卷》是与郑和同时代的明代画家戴进的作品,在茫茫大海上,一轮旭日冉冉升起,云蒸霞蔚,整幅画面虽景物简洁,却具气象万千的气势,这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磅礴浩荡的海水旭日画卷,在经历了明朝大航海时代后,海的强烈召唤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探索不会就此停止。

毛佩琦:如果说我们人类有共同的价值的话,中国人所代表的那种强度凌弱、众不暴寡的天下观,有永恒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共同遵守的东西,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郑和航海的故事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的浏河镇早已变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江南小镇,六百年的光阴过去,浏河水当年奔腾入海的气势,早不见踪影。但郑和船队遮天蔽日奔向蓝色海洋的的壮观场面,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不仅仅只是追忆和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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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8 11:54 | 只看该作者
第七十九集 内阁制度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管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之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

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览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张宪博: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他的权力是非常大,叫威服下移。所以朱元璋也接受元代灭亡的这种教训。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商传:这个御史台的权力,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在他的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格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管地方政府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利一分为三,及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会被手下的官员们蒙蔽。

商传: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面、下面所有的反应的人民来信,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皇帝当的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怕这个事,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为了保证下情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立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自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诏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待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这一案件直接引发的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被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商传: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事是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就是胡惟庸他在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张宪博: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要经过皇帝的,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就使国家很多事情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呢嗯,这一级决策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也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以后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张宪博:如果一天可以,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必须有辅臣。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个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醇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张宪博: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东官暂缺,由别的人哪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但是四辅官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

四辅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力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张宪博: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重要的中央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它的职能,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文,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撤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玩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张宪博: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

朱棣向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制度同样被他摈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势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起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封奏报是十天多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商传:到了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是他的侄子,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练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解缙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解文毅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解缙当年写的奏疏和颂言文。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解缙墨迹卷》,收录了解缙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解缙对书法的见解。解缙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草旨,解缙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籍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解缙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即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解缙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黯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解缙被谪到广西,不久又谪到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晋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私谒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商传:也许死对于解缙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在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它,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解缙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解缙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解氏的家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解洤:解缙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从吉水走路走到辽宁省,很远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受苦,这边是流放之地,朱高炽就这样说,解爱卿家人还在那边,先把他家人放回原籍,发放家产,现在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解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泰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解缙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深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守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又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预机务。

张宪博:朱棣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就完备了内阁制度。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为,也得到回报,进工部尚书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李嬊平:每人赐了一枚银章错的,刻的是绳、愆、纠、缪,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愆是过失,缪是错误,他赐给他们吃这些银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秩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它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朝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
李嬊平: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它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它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吗,而且又经常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职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张宪博: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他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必须得在一起,问吗,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就不叫顾问了,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消弱了。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叫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给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为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是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张宪博: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进行建议,或者哪儿不合适,建议皇帝怎么做,它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的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庶政的实施方案,它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呈皇帝的奏疏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正楷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疏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高焕婷:题本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们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就叫票签。

从《明会典》的记载上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筵,修《实录》,即主持对皇帝集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二十一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题本,形成所谓的丝纶簿。

高焕婷: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丝纶簿,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丝,齐出如纶,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它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它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齐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它就像纶。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二年(公元1523)二月,刚刚即为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都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疏上作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六科封还。为此,刑科右给事中黄臣上疏说,我朝设内阁,处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诰、制、册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作为政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六部衙门。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

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在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的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李嬊平:在最初的几年啦,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张宪博:实际上票拟出现之后,奏疏可以留中,批答可以拖延,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地议,因为皇帝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的,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內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张宪博:王振由于这个与票拟有关系,因为票拟的问题,所以呢他在里边,就容易蒙蔽皇帝。

商传: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这个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了。 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仪卫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马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近侍俑,骑马旗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旗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经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王涛:这个墓葬时明朝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最著名的是魏忠贤,他整个掌控东厂。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张宪博: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它就是丞相,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实际上差的非常远,它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在研究场它们,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不是很清楚,所以总认为明代是内阁政治。

商传: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的,那么应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接近于丞相,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它就不像丞相,它永远达不到,就是它任何事情要想完成,它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之手。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潭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被皇帝之命是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商传: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跨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阁老的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十七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的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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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5-11 13:16 | 只看该作者
第八十集 土木堡之变

土木村,位于怀来县城东十公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村子所不胜数,但它曾记得名字土木堡,却被历史铭记,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件战事,曾经使明朝政权几近崩溃。公元1449年八月十五,已明朝推翻八十多年,而退居漠北草原的蒙古瓦剌部十万骑兵,在土木堡将明朝二十万大军围困,明军受到毁灭性打击,此战明朝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正统皇帝朱祁镇也被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事变,此后围绕这件战事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而又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喜剧。

公元1427年11月11日,紫禁城的后宫中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又一位龙子诞生,他就是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一年,经过明王朝建立已整整60年,经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的创业和治理,明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迎来了堪比汉代文景之治和唐朝开元盛世的太平盛世,史称仁宣之治。史书记载,朱祁镇还在咿呀学语之时,宣宗曾抱着他在膝上问,将来你当了皇帝能使天下太平吗,答,能,又问,如有胆敢干扰国家纲纪之人,敢不敢率六军出征答,敢。宣宗听了什么高兴,当即解下龙袍宝带,覆在朱祁镇身上,并把他抱上宝座,左右齐呼万岁。宣宗朱瞻基对太子朱祁镇的未来寄予无限期望,但是,历史的方向盘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失控,宣德十年七月,三十七岁的明宣宗朱瞻基驾崩,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继位,年号正统,七年后,太皇太后张氏辞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臣也先后从明朝政治舞台上退出,此时,自幼与朱祁镇朝夕相处的太监王振开始大权独揽,操控着年轻的英宗皇帝,成为皇权的代言人。

这里是关于河北省张家口的蔚县,寒露将至,村里的老人们正忙着收获田里的玉米,老张存放粮食的地方,是村里的一间破旧房屋,屋子虽已残破,但仍然可以看出这座宅院当年的不一般,这是一座四合院结构,具有明代早期建筑风格,关于屋子的历史,村里人很少能够说得出来,只是记得这间古屋就是明朝太监王振的故居。500多年前,这座房屋的主人王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谋求仕途发展,终被写进历史。王振幼年曾经读过两年书,后来进入宫中,入内书堂学习,后升任司礼太监,虽然从贫苦的农村走入朝中,权倾一时,但王振始终渴望能像那些文臣武将一样,寻找机会建功立业,像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商传: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背景,他进入到这个宦官队伍里边,取得那么高的地位以后,他觉得毕竟我跟你们(太监)不一样,我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有一定的这种文化程度,更多的接近这些官员。

朱祁镇继位后,王振掌司礼监,英宗对王振很信任,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太监。此时,一个强敌正在北方草原上崛起,这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公元1368年,元朝百年统治被终结,蒙元残余势力撤回漠北,不久蒙古势力分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其中瓦剌部势力逐渐增强,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部的也先继承其父亲的权力,基本同意蒙古各部,瓦剌部也从此构成明朝最严重的威胁,北方边境成多事之地。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分兵四路南下攻击明朝,中路为进攻重点,分为两支,一支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消息传来,王振不忧反喜,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文武大臣们的尊重,王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英宗御驾亲征,而英宗内心的渴求,跟王振完全相同,英宗一直希望像其曾祖父永乐皇帝和父亲宣德皇帝那样亲率六军,远征大漠,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样,在出征的问题上,君臣二仁一拍即合,一个涉及帝国命运与安危的出征决定,居然置百官意见而不顾,两人拍拍脑袋便定下来了。

正统14年7月11日,大同参将吴浩与也先的部队在猫儿庄交战,全军覆没,消息传至京城,王振不以为意。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明同父异母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京自守。

朱祁钰是明宣宗的次子,关于他的出身众说纷纭,其生母吴氏宣德三年因为生育朱祁钰封为贤妃。明宣宗驾崩之后,朱祁镇继位,朱祁钰被封为郕王,显然朱祁钰的地位与朱祁镇无法相比。

商传: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宗法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他实际上是身为大宗、小宗,他是属于小宗的,你的哥哥是正统的,然后你哥哥的儿子这是一条主线,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你只不过是树枝而已。
公元1449年7月16日,朱祁镇率领大军从北京仓促出发,号称五十万,王振和朝中文武大臣几乎倾巢出动。无论是对于英宗,还是王振,或是留守京师的朱祁钰,这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出征。大军浩浩荡荡的出了居庸关,7月23日到达宣府,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王振这时才得到消息,在7月16日的战役中,总督大同兵马西宁侯宋瑛和总兵朱冕双双战死,全军覆没。当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军士因亲眼目击前线战场上遍野枕籍的同伴尸体,而致营中彻夜惊乱,王振这才感到害怕。由于匆匆出征,军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这样的储备北上,跟强悍的瓦剌部骑兵作战,显然过于冒险。英宗终于意识到亲征毕竟不是阅兵,这让他勤不安席,但他不会料到灾难即将降临。

商传:有的时候,他是看到了这个惨败以后,都会激发起另外一种精神,比如成祖北征,第一次他让丘福出征的时候,也是惨败,全军覆没,然后朱棣下决心自己亲征,他亲征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战场还在,遍地尸骨,可是他不仅没有被吓坏,而且激发起了这个将士们的这种必胜的信心,最后一下子打过去,把对手打垮了,所以关键的是领导,那个时候人家是真正要开拓国家,要建功立业,到了英宗、王振这时候,我觉得这是玩儿呢。
于是王震决定退兵,数十万军队出来住了一大圈之后,便掉头向京师返回,内阁学士曹鼎建议大军取道紫荆关退回京师,这样可确保安全。但此地距王振的老家蔚县不远。于是王震请求英宗皇帝,仍向居庸关方向回京,顺道可以巡幸他的老家蔚州。这本光绪年间的《蔚州志》中记载了英宗率军撤退的事,但关于王振却只字未提,在如今的蔚县,关于王振的故事也鲜有人知。西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王振需要这样一次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英宗皇帝欣然应允王振的要求,然而,军队就要到达蔚州时,王振忽然想到,几十万大军经过家乡,难免要践踏正在成熟的庄稼,便改变了主意,又让军队改变方向,取道宣府返京。行军路线的突然改变,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商传: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把一个国家的出征,保卫国家安全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儿戏化了,这是王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既不懂军事,又没有政治头脑,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你说王振这个人是不是坏人,这很难说哦,但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确实造成这个土木堡之变,包括这个造成明朝前期的这么一次大的危机,他是一个祸根。

土木堡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如今的土木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唯有村里残存的几处城墙遗迹,让人依稀记起昔日的峥嵘岁月,明朝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子里。公元1449年8月14日,大军取道宣府撤退返京时,行至土木堡,此时天色尚早,但王振传令部队选择高地扎营,等待后面尚未到达的千辆辎重车,兵部尚书邝埜力请以重兵断后,让皇帝先行入关,以防不测,却遭到王振的拒绝。

毛佩琦:这时候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驻扎,军队里发生了分歧,按照兵法来说,四处是高的,这里是平川,而且没有水源,这是兵家大忌。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明朝大军像一头被老虎盯住猎物,瓦剌骑兵跟踪而至,铁壁合围,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至,掘井二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聚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这是,也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并作出撤军的姿态,英宗大喜,命内阁学士曹鼎草诏议和,王振趁机下令移营就水。

商传:在这样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你这个一移营的话,人家趁你这个动的这个机会,冲击的威胁很大,这个时候,就要稳住阵脚,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城里边守住了,他们攻城攻不了,他们并不善于攻城,但如果你在野外,跟他发生野战的时候,他全是骑兵,那个冲击力相当强大。

也先终于觅得机会,明军移营约三四里时,瓦剌骑兵立即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兵士东奔西突,部分被瓦剌骑兵屠戮,绝大部分相互踩踏而死,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面对刀丛剑雨,英宗竟然表现的出奇的冷静,静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敌军将他送至也先营帐,也先得知大明皇帝居然成为手下俘虏,欣喜若狂,复兴蒙元的希望之火,又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大军溃败,皇帝身陷困境,英宗的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他抡起铁锤,对着王振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一个月前还在做梦光宗耀祖、建立功业的大宦官王振,而今眨眼间便一命呜呼,魂归西天。这一站,明朝的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随征的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他乡,这就是土木堡之役。

毛佩琦:王振希望做一个好宦官,希望建立功业,朱祁镇希望做一个皇帝,也希望建立功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导致了一场错误。

8月16日夜,北京城中的更鼓声响起,子夜过后,三更时分,一封书信送至紫禁城,传递了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送信者来自怀来卫,带来了朱祁镇的手书。朱祁镇在信中说,让宫中多拿财宝速去将他赎回。

毛佩琦:从当时的整个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军事态势而言,明朝并没有衰弱到可以被瓦剌随意打败的这样一种地步,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这么容易得到,而且竟然抓到了明英宗,所以他们把明英宗居为奇货,向明朝提出要胁。

17日,残兵败卒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再也瞒不下去了,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败报,命坚守的郕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下诏,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时间人心惶惶,部分官员害怕京城不保,着手将家眷送往南方,与此同时,要求京城南迁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主战派坚决反对弃城南逃,两派争议不下,此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商传:当时于谦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文皇建陵寝于此,是子孙不拔之地,因为他们想南迁,想跟我跑南京去,放弃北京就算了,可是呢,于谦说不能放弃,因为成祖文皇帝,他把陵墓都修到这儿了,就是告诉他的让子孙不能走,我们能把我们祖宗的坟墓扔给敌人,然后我们自己跑吗。

这是位于杭州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于谦十五岁考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于谦年少立志,身怀救国抱负,最崇拜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喜欢他殉国忘身,舍身取义的气概。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于谦至巡抚的任上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50岁。土木堡之变将于谦推到前台,他兼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救时宰相。由郕王朱祁钰监国,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谦便联合诸位大臣,启奏皇太后孙氏,请以朱祁钰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虽然同意,但朱祁钰却似乎有些惶恐,逊让再三,群臣反复劝勉,朱祁钰方才答应继位。九月初六。朱祁钰继位,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先失君,后得君,失君得君,朝政大局得以控制,但皇位异人,接下来将会出现怎样悲喜交集的故事呢。

毛佩琦:虽然当时明朝的兵力并不是说衰弱到不堪一击,但是毕竟皇帝被扣留,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如果这个事态不能够马上扭转的话,很可能勾起也先更大的野心,这是当时明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担当了保卫北京的重任。

8月19日,于谦开始布置京城防务,下达全国兵力总动员令,火速征调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各卫所的部队,以及运河沿岸的运粮官军赴京守卫,被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以解除京城军民用粮的后顾之忧,在京城九门放置炮仗铳石,设置路障,在城垣出设置门扉、栅栏以阻击敌军入城,于谦还亲临防守一线,督导备战。

毛佩琦:在于谦的组织之下,不仅从各地调来的军队,而且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同时他还动员当地百姓,一同参加北京保卫战,这是一个保卫关内和平生活,保护农耕文化现有秩序的战场战争。

正统14年10月初一,也先挟持英宗为人质,兵分三路向明朝进攻,初九,也先率主力抵达紫荆关,亲自督军进攻,紫荆关陷落,瓦剌军队由白羊口,紫金关西路向北京城逼近。德胜门,坐落于北京市北二环路边,始建于明正统二年,是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为出兵征战之门,故得名得胜。德胜门素有军门之称,明永乐皇帝北征,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乾隆皇帝镇压和卓叛乱,都是出师德胜门,然而这座明英宗建起来的城防阵地,建成仅仅十二年后,便迎来一场惨烈的战争。公元1449年10月13日,也先就是从德胜门开始率兵向明朝首都北京城发起了总攻,德胜门门外一场激战,也先败退,旋即调转兵峰直指西直门,又是一场激战,双方伤亡很大,也先未能占到便宜,瓦剌军转而向彰义门发动攻击,久攻不下,被迫退回。瓦剌军队退回塞外,北京解除戒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朱祁钰下诏抚安天下,按照惯例,次年的黄历在头年年底颁行下去,即将进入一个以朱祁钰的年号纪年的第一年,景泰元年。

商传: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使得这个明朝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延续,如果你真的把北京放弃了,到南边去了,那北方都彻底乱了,如果北方全都是这个蒙古人进来了以后,你再想北伐重新重振,谈何容易。
也先将英宗作为人质进攻北京,未能捞到任何好处,反而损兵折将,便又将英宗带回了漠北。景泰元年(公元1450)正月初一,是汉初传统新春的第一天,此时的漠北天地苍茫,天寒地冻,英宗赖以御寒的仅帐房一顶,英宗被冻得彻夜难眠,他遥望南天,不禁怆然涕下。在孤独悲愁中,父皇的话又在朱祁镇耳边响起,你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使天下太平,三个月前,朱祁镇统帅文武百官和25万大军挥师北上时,脑子里想的只有凯旋归来,现在英宗羁留朔漠,有家难归,冬夜苦长,思念家乡,朱祁镇常出帐仰望天空,自语道,天意有在,我终当归尔。也先终于知道,英宗在自己手里成了一张废牌,这位聪明过人的瓦剌部领袖,尽管干净漂亮的赢得了土木堡这场几十万大军参与的大战,此刻,却在朱祁镇兄弟两的皇权较量前一筹莫展。但也先还是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采取了善待英宗的措施,据史书记载,也先每二日向英宗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马奶、羊奶。

景泰元年8月2日,英宗在塞外做了一年俘虏之后,被朝臣扬善奉迎南归,也先率众送驾半日路程,众将帅与英宗挥泪告别,相处一年后,双方居然难舍难分,朱祁镇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路途,到达宣府时,英宗命人祭奠一年前以土木堡一战中血洒疆场的将士亡灵,数十万将士因他的决策失误而永远倒下。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正好是土木堡之变整整一周年,英宗终于回到他熟悉的紫禁城,百官迎接与安定门外,朱祁镇自东安门入,景泰帝迎拜,英宗答拜,兄弟相见,各叙授受之意,二人叙让良久,这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仪式,在一分谦让背后,是兄弟二人的尴尬。昔日的皇帝归来,而紫禁城新晋皇帝的宝座却尚未坐热,等待英宗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客套场面结束,朱祁镇立刻被送入南宫的崇质殿中,刚摆脱异族人的囚禁,很快又变成弟弟的囚徒,从此作为年轻的太上皇的朱祁镇开始了他长达六年多的寂寥的幽禁生活。

普度寺,位于紫禁城的东南角,与紫禁城一河之隔,曾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在明代,普度寺所在地是皇城东苑,也就是囚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南宫,幽囚生活十分艰苦,以至于他那贤淑的妻子钱皇后,只好每日亲自刺绣,以贴补朱祁镇匮乏的饮食,让他稍感宽慰,朱祁镇的时间似乎停止了,景泰帝却一直在筹划自己的未来,已饱尝权力滋味的朱祁钰,不想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来自南宫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令他寝食难安,南宫的重门紧锁,每餐膳食均从孔穴中递入,如此严密防范仍不能使景泰帝放心,他最后竟然下令伐尽南宫中的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密谋复辟。景泰三年(1452),景泰帝悍然废掉原太子朱见深,代之以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但是,朱见济不幸于次年夭亡,于是要求恢复原来太子之位的呼声愈加彰显,景泰帝十分惊恐,实施无情的镇压,回想当初的朱祁钰,众人推举他继承皇位而百般推辞,将皇帝宝座当成可怕的恶魔,避之唯恐不及,而今即为仅仅一年,却痴迷皇权而费尽心思,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可见一斑。六年多来,深深幽禁与南宫中的太上皇朱祁镇,不知道对于皇权的回归有没有断绝过念想,然而塞外一年多的囚徒生活以及南宫中六年多的幽闭生活,反而让朱祁镇变得变得冷静,他知道时机需要等待。

景泰八年(1457)正月17日凌晨,四更刚过,南宫院外传来一阵阵沉重的撞门声,很快,被紧锁了六年多的宫大门终于被撞开。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掖英宗登辇,一行人向东华门匆匆行去。此时天空,突然云开月朗,星月光照,如水银泄地,至东华门,守卫大声呵斥,英宗高喊,朕太上皇也,东华门应声而开,此一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七年多来惊心动魄和孤苦寂寞,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朱祁镇上演了一部王者归来的大戏。2月1日,朱祁镇废景泰帝,七年后,兄弟二人角色互换,朱祁钰开始了他的幽禁生活,但朱祁钰显然没有哥哥那般坚强与忍耐,他心情抑郁,不到半个月便死了,年仅30。

一朝得势,大权在握,复辟有功人员立即开始清除景泰旧臣,于谦顺理成章的成了罪魁祸首,这位曾经力荐景泰帝上位的人,以欲谋立外藩的莫须有罪名被关入狱中。

商传:英宗完全知道于谦是冤枉的,没有于谦在那儿打,那么瓦剌能够把你给放回来,但是问题出来了,那借口怎么办啊,只能找到了当时的景泰朝的这些官员,而于谦首当其冲。

景泰八年正月21日,在熹微的晨光中,英宗再次走向紫禁城奉天殿的宝座,英宗颁诏,宣布复位,并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九岁登基,23岁成为俘虏,一年的囚徒,七年的幽禁,最后的夺门成功,再次成为帝国的皇帝,这一年,朱祁镇年仅31岁,年轻的生命负载的岁月太过沉重。这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山麓的景泰陵,景帝死后,英宗废其帝号,剥夺了与明朝皇帝共葬,昌平天寿山的待遇,仅以王礼葬之。宪宗即位后,不计前嫌,为景泰帝上谥号为景皇帝,必将原郕王墓扩修,直到将近200年後的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谥号至17字,庙号代宗。如今的景泰陵孤独的深藏于一片苍郁的密林中,回望朱祁钰的一生,为命运所捉弄,身不由己,登上皇位,随后被夺,沦为兄长的阶下囚,死后则被剥夺皇帝名分,生前身后,皆因名分,生死之间,八年的帝王生涯仿佛南柯一梦。

这是位于杭州市三台山麓的于谦墓,天顺元年(1457)1月22日,英宗命斩于谦于市,籍没其家,家属戍边,于谦死后第二年,都督同知陈奎将其灵柩运回杭州,将他的忠骨埋葬于西湖畔青山之上,明弘治二年,孝宗皇帝将于谦冤案平反昭雪,表彰于谦的功绩,并在墓旁建祠纪念。今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于谦墓前和于谦纪念祠中,凭吊这位民族英雄,喟然长叹之间,那句相传为于谦所著的诗句又破空而来,回响不绝,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北京城中寺庙广布,智化寺,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东口路北,初为司礼太监王振的家庙。英宗复辟之后,在智化寺内为王振立旌忠祠,塑像祭祀,乾隆七年,塑像毁废,只留下这座英宗给王振塑像时的石碑。如今的智化寺已成为一座佛教寺院,石碑孤寂的立于寺庙一角,连同它的主人已被世人所遗忘。跟历史上其他许多反派角色一样,王振已被历史定格,今天的我们只能遥想,英宗对王振竟如此念念不忘,必有发自人性深处的缘由。

商传:他认为王振是很好的,很忠心,你想他跟王振什么关系,他当太子那么小,几岁在宫里边,就跟着他,看着他长大起来的,然后当了皇帝还跟着他,这么多年最后死在他身边,如果要从一个好人、坏人简单的分类来说,我觉得英宗也好,王振也好,都不是那种坏人,让我们感觉一看就是坏人,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王振,一直到最后还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显忠祠,地处怀来县土木村,是景泰初年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为国殉难的百余名朝廷文武重臣和25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磨难,现仅存三间大殿,这个隐匿在村落深处的显忠祠,早已与当年的人和事一样被人遗忘,漫长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愿意去触摸的那段沉痛的记忆,在时间面前,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从屈辱的困境中走出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人因此变得更加进取,因为他想洗刷耻辱,证明自己,另一种被变得缩手缩脚,愈加退缩保守,朱祁镇不幸成为后一种人。

在历经劫难和人情变故后,朱祁镇在掌控权力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他的子孙们也更加循规蹈矩,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由攻势转向守势,明王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力量趋于平衡,明朝开启大规模修筑边墙的高潮,此后的100余年间,明王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筑边墙堡塞,构建了以明长城沿线的九镇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并基本为此划定了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界限。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每个人,都在这长河中漂流沉浮,数百年之后,散落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遗迹,或被人铭记,或被人遗忘,但都在向人们倾诉着那段沧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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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集 王阳明心学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功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绢少年,这种狂绢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学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王阳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格竹,宋代的理学家大师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真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讲具体事物之理研究一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

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他独对幽篁,如老僧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期待着恍然大悟,最终眼前的这片竹林已不是往日的那片竹林了,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坚持,终于败下阵来,显然,他没有通过格竹而领悟到天理。
杜维明: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那么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科,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也许就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映,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当然,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高兴,也很震撼,说你居然想做圣人,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圣人是什么,很难说,就是说第一等人,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氏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曾即兴创作《蔽月山房》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多首,现已经发现的散秩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诗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蕴,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

从十一岁离开家乡余姚,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也渴望去发现外面的位置世界,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这一次,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与倒马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缘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备边防御的良策,他便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勒石记功,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

杜维明:儒家里面,主要讲修身,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分外和内,向外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推到天地万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内,就怎么能够正心,怎么样能诚意,怎样致知、格物。

在边塞考察一个月之后,游侠王阳明回来了,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绢的心灵,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诸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径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凉。娄凉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俞兆鹏:娄凉说收敛放纵之心是居敬之门,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话以何思何滤,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杂念,这种思虑,那种思虑,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十九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经集注》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经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蕴,后人不繁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最具影响力的是朱学,朱子的学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是朱学,有个基本的这个朱学我们叫渐教,就是佛家里面有顿教和渐教,他是一个逐渐的,就是逐渐地积累你的知识,然后积累了知识以后,先知后行,你先有知识,积累了知识,多半人都准备科举,就跟我们的现在人高考一样,准备高考,那么你要读很多书,你要背很多的文本,然后你学做人,战战兢兢,亦步亦趋,按照一个规定来做。

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十年后,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十一年的会试,考取进士,终于如父亲所愿踏入仕途。出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常有战事,又值星变,朝廷下诏求言。长期有着边塞情结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言边务疏》,终于实现了自己十五岁以来就有的上疏愿望。在上疏中,他提出八项对策,蓄材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弗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乖弊。十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疏极为切中事理,但是,王阳明遗憾的发现,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缩,自己的思想与学问亦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

这是宛委山南路的阳明洞天,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试图在佛道之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问题,在阳明洞,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骑射兵学,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怡悦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曾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怎么办呢。一天王阳明突然领悟到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候就有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具有的人伦之情,便是毁灭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

杜维明:假如我祖母这一念能忘,我还是不是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它学术之间最为关键的一个课题,儒家的思想史入世,就是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不能切断,而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
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是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在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隐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周月亮:要出来建功立业,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那别无选择的,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颠簸精神没有意义,就是那个要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1505年对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三十四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去闻见,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十五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转圈山镇,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宪等人疏谏,逮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建议宽恕言官,刘瑾大怒,将他投入诏狱,廷杖四十打的昏死过去,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虽然没被打死,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个草棚难以遮风挡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岗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前的摩崖石刻43幅,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它们或许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多为苗族、黎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留蹿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夷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杜维明: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你还能做到儒者吗,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顿悟,叫做吾性自足,作为一个人我就圆满了,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的那种顿悟或者彻悟有很大的不同,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叫五经臆说,就是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感觉,这种吾性自足的感觉,和我念的儒家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检验之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处就是儒家的心学。

王阳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界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欢,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杜维明: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宋明儒学研究的人都接受了,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是性,我们人性本身,他是体现了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理,如果用孟子的学说来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辞让,内在的一种羞恶。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构建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朱熹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格竹问题,此时竟然涣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构建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经过近代返修,龙冈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冈书院因王阳明而盛名天下,成为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岗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圣贤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席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杜维明:阳明就说我自己要孝,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它付诸实践,他认为这个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精察,你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行呢,就是要落实你这个明觉精察的本身,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王阳明的心即理与执行合一的新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是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商传:王学是在理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王学里面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他有一定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他宣传个性,他要抒发个人的一些东西,和理学的东西克己复礼,要求约束自己,克制自己,这个一切就尊崇最传统的规矩去办,那显然中间互相是不同的。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亡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深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四十五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都察院左俭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览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横水通钢和沥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的玩伴,为什么会从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成穷凶极恶的盗贼。在那些山贼心中是否还有良知,盗贼能否返朴归真回归为民呢。

商传:保甲法是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于基层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更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谅,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十年嗣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两三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十七岁他拜谒的精神导师娄谅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于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井,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

这块巨石碑上的屏字,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乞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明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致良知来的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的,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杜维明:致良知很难了解,孟子里面说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因为侧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原来我们都具有的。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和观念,怎么说呢,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人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都有。

这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故居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典雅之气度,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姜东舒所书的,真三不朽匾,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功绝顶的确切评价。正德16年11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诗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种思想,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那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这个社会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多,这个社会就祥和,这个社会就仁。

大道如人心,万古未尝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为之用也。

杜维明:日本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为主的日本学说,日本这个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开发出他的那个创造的力量,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的。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商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因为大儒,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但是呢,儒家并不是书呆子,并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读书的人,而是经世致用,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叛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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