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悲
宋有闲客爱鹤，放鹤于西山之阴，作亭，名放鹤亭，东坡有文《放鹤亭记》所述是也。
闲人爱鹤可以怡情，国君爱鹤可以亡国，事物的本身本无区别，而身份不同便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大抵便是《易》所谓的“时”了。
而鹤又是什么呢？古来鹤便已经是超然出尘的载体之一了，居于湿泽，远离尘世，长颈，纤足，丹顶，这样子俨然便是仙人，这想来也是南极翁坐下鹤童诞生的原因之一了吧？
可是在超然、清雅的同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前提——野。只有野鹤才是清高的。当世之人之所以会混淆这个概念大抵是因为古人的世界没有动物园，没有人会将鹤饲养在罗网之中，鹤虽与人栖，却不会丧失它的本性，因为它是自由的，因为它的一饮一啄都是以自己的想法行事的。
而现世呢？
昨日在动物园中看到两只鹤立在笼中，一只无精打采，另一只没有上喙，也许那时和它的自由一起折断在了笼门的铁锁上吧？不时几声啼鸣，虽非人言，我却能从中听出一种悲怆。在朝的人与在野的人不同，那么在天空中的鹤与在笼网中的鹤也许也不相同吧？
可是它们都是鹤，为什么一样的物种可以分化出不同的样子呢？
周敦颐《爱莲说》云：出淤泥而不染。单从字面上看，废话也。既出淤泥安有所染？入淤泥而不染方见情操，可是又有几人有这份定力呢？佛祖如何？依旧要在山中苦行；陶潜如何？依旧要在乡野耕犁；老子如何？依旧要去西行弘道——当然，不排除他们对所居世界的不满。可是不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怀才不遇而已？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古来多少人苦的不是怀才不遇，而是生不逢时，纵观历史的潮流，那些十恶不赦之人在某些特定时段未必不能发挥他的用处，而一生所持法门，又尽是前定。人之狱行，少者十八万两千五佰日，一日为人间九百年，待洗尽罪业转生之时，人间早已不是当初的人间，所持法门多数也早已不再适用于今生，所以才会出现很多矛盾的人——孔丘即是，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我不推崇那种以人易道的做法，不过他的精神也确实值得后人敬仰一阵的了。
人生时，必会啼哭，而旁人皆笑；人死时，多为慈像，而旁人必哭。何也？目光短浅，过去未来皆不知道又何谈超然？庄子所梦骷髅，是怎么说的？“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死后的人，未必不会后悔当初求生吧？而生死的话题永远是无可争论又不曾停止争论的。明朝谁是我？昨宵我是谁？我们本不曾知道。也许每日醒来我们便不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以“我”的方式过着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已，而当我们开始参悟这些时，我们便从至高的参悟中堕入了一个蒙童的境界，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有这么句话：“如果对手要破你的剑招，必要有招可破。”想来哲学也是如此，什么都不思考，便是最高境界的思考。任何道理，如果辩证的看，它都是无穷无已的，这样的思考没有尽头，最后会引向虚无主义，然后寸步难行，然后一切都化为真正的虚无——这便是人类思想的伟大，只可惜这种伟大是相对于“思考”层面，若是从哲学与智慧，人不及禽兽。鸟兽可以知道春生秋收，可以适当调节自己的欲望，可是人却做不到，那么谁是聪明的呢？谁又不聪明呢？——没有答案，至少，我没有。
庄子曾经在《马蹄》中讲述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伯乐是以人道饲马，是屠戮马的本性，而并非成全马，可是若是从老子“相对是非”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又是偏激的，是不是屠戮，庄子自然也不知道，而他老人家的看法也是“以庄周之道饲伯乐”，所以这里浅读便觉十分明白，而不可细思，否则便会一团乱麻无可拆解。同理想来，人们所将鹤饲养在笼子里，也是以人之道饲鹤。当然，我这句话是以我之道饲人。
鹤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鹤又果真有本意吗？也许一切都是我在自作多情而已，也许它们生活的本就幸福。那么我呢？想来也是生不逢时，人们只知道我的快乐而不曾看到我的悲苦，也许我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也许我本就不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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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1 17:24
，六点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