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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中国通史】百集解说词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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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 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 00:1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集 中华道路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的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块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物载德,勇于探索,敬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面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她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的复兴之路,她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黑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黑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黑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黑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


与墨子激进的救世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以法治世的法学,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学派就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正是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


杜维明: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仁。


以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被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祀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唐丽:太牢礼主要指的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


焚书浩劫十八年之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最隆重的太牢礼来拜祭孔子,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似乎昭示着儒家思想重获生机。然而,刘邦仅仅需要用儒家的礼来感受与彰显一代帝王的威仪,刚从战乱中走出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需要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才是汉初统治者所需要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真正复兴在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之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但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一整套积极有为的治国新思想。这个时候,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最为世人所熟知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废弃各种思想,儒家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成为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此时的儒学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儒学一跃而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思想。


彭林: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体文化,否则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流的,起主导作用的思想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


在东汉后期,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胜唐时期儒学和佛、道均活跃在政坛与民间。然而,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数百年战乱不已、混乱不堪,儒学又一次走入低俗,当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宋朝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再次应运而生,其中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新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续秉持着以礼治国的儒家基本思想,使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宋朝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由此再度振兴。然而,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已经变得保守与僵化,此时的儒家思想需要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在大多数科举士子陈陈相因,谨守朱子门户之时,这位十六岁的狂狷少年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就是王阳明,不羁的个性,注定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也在助推着一位儒家圣者的诞生,丰富的阅历和不辍的思考让王阳明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他不拘于程朱教条,持续推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命题,构筑起他的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


杜维明:他是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它的认同更壮大,同时它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它能够一度一度的重新再建,然后重新发展,这种比较宽广的这些韵律呢,这是儒家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法、释、道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演变,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礼仪道政治观念,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公元前361年,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向急于称霸的秦孝公提出了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同。商鞅制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并得到实施,使秦国成功崛起,在商鞅变法一百三十八年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却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仅仅十五年的王朝兴衰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


卜宪群: 以法治国这个是必要的,但是之前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所说的那样,徒法不能以自行,仅仅依靠法律也是不行的。


从周初到秦亡,经过近千年的探索,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两种方案均已提出并实践。然而究竟该怎么成功地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之合理地治国安民,这些问题秦始皇没能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没能彻底解决。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走上了重蹈秦亡覆辙的危机边缘。


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颁布了《轮台诏》,宣布了以民休息、思富养民的新国策。千古一帝的哀痛之诏不仅挽救了即将覆亡的西汉王朝,它也为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为了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均田制在北魏时期颁布执行并被隋唐所继承,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在隋朝被确定下来,隋朝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制度的完善,人才的涌现,生产力的提高使唐王朝社会稳定、国家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文明高峰。然而强大的唐王朝也没能做到历久长存。


卜宪群: 封建制度的它的本质是专制主义,那么如果说中央集权出现衰弱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了昏庸的情况下,再好的制度它也很难坚持下去。


在历代会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套神秘的拳法被称为长拳三十六式,据说,正是宋赵匡胤所创立的,从乱世走出来的赵匡胤,差不多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通过陈桥驿兵变实现了黄袍加身,五代十国时期,兵变与政变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中国将可能永远分裂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才真正显示了一位开启伟大王朝的帝王的风范。宋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兵变,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了历史的轮回。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还将一大批文臣放到重要的岗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整个国家重新稳定下来。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六百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近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杨国庆: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无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十五年,涉及空印案的一千三百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三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三万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毛佩琦: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丕变,无不洁己爱民,但是贪腐与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完全不可能易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照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


这是三千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兆象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兆象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黄朴民:武王伐纣是一种初步摆脱天命,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二千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今山西朔州市),然后派出三十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六十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五十二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黄朴民: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基本彻底解决了匈奴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不好说了。


战争不仅考验着战场上的战士,同样考验着整个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军费供应花费巨大,多年之后,汉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汉武帝并没有妥协,通过财政改革汉王朝重新集结起强大的国力。西汉时期,这里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疏勒河,军队以及粮食、兵器、战马等战略物资正是通过疏勒河源源不断从内地运到这里,呐喊声、号子声、嘶鸣声在这里彻夜交织混响,在西北荒漠中,西汉与匈奴进行过西域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阵地战,匈奴军队彻底臣服,汉军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


陈相灵:汉代的雄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打出来的,之后我们才有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这样的决心和这样的意志。


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也不是保守的民族,闭关锁国只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丝绸之路,最早便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在汉武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走过。公元前138年,张骞踏上了凿空的征程,在长达二十三年的艰苦探索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使中原与更远的西亚、南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从此再也没有间断,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遗产。


吴宗国: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要进行开拓,我们要了解,要跟他进行交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顽强的精神。


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到元朝时,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海上贸易空前活跃,它们为明代早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世界航海史上更璀璨的奇迹——郑和下西洋,这是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然而,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去征服和侵略别国,而是积极传播着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并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技艺带到四方。


李学勤:郑和的这个行动,那么和这个外国的所谓地理大发现等等一些行动,它的性质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是要张扬国威,有宣传中国的这个文化,最后达到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展示着中国人探索、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一个个开放的都市也因此形成。盛唐长安、北宋汴梁、元大都,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一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异域风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的琵琶演奏者,还有那些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也展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吴宗国:唐朝文化它是表现出一种很宽阔的这种胸怀,你没有文化的自信,你就不能够大胆地、大量地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够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来创作出新的文化。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从远方而为宁愿舍弃自己的传统,也一定要融合到这片,有的民族,有的民族则通过和亲、归附的方式,自然地融合到这片土地,还有的民族,以战争等激烈的碰撞,最终,融入到这片土地。


公元493年九月,北魏孝文帝亲率三十万大军和文武大臣开始了他们的南迁之旅,沿途之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行军十分艰苦,最终,孝文帝如愿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孝文帝带头与当地汉族通婚,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将鲜卑族姓改为汉姓,加紧修复孔庙祭拜孔子,他还颁布了一道法令,将迁到洛阳的鲜卑族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国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


卜宪群: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都是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十六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化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出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片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六百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五百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卜宪群: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只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独特的道路。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公元1124年,一支一万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片土地,金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衮,建立了西辽,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耶律大石,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五十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千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他们依然遥望着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 。千百年来,无论是走西方还是闯南洋,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无不思念着故土,即便他们留在异国,他们的心灵归宿仍然寄托在这片土地上。


吴宗国:乡愁,这乡愁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历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个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彭林:我们人生,中国人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态,带着永远探索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界沉浮,迈着或沉重或轻松或坚韧的步履向我们走来,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鉴戒的无穷宝库,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从容面对一切难题,正因为有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我们更懂得珍惜,正因为有如此浩瀚的历史智慧,我们正充满底气,海纳百川,奔向美好的前程!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 00: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集 中华先祖


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永远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但是也经历过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在铸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带您回到远古,聆听我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桑干河蜿蜒延伸,由东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峡谷,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地方,却是迄今发现的我们远古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成顺泉:在大约二百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9000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的一个淡水湖。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 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考古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现场,泥河湾博物馆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成顺泉:当时发掘出草原猛犸象的肋骨有16条,还有它的门齿。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燧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成顺泉: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着一块刮削器,这个就说明当时人类刮骨吃肉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1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副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远古的泥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用最原始的石器和木棒 给予它最致命的一击。大象无力还击,慢慢倒下,那些猎食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鲜美的午餐。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泥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


《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间, 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后来,她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沾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 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大气层和液态水,使得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四十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刘建荣:这是云南省禄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 小地名叫庙山坡,这是出土禄丰古猿化石的地方。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以致今天很难发现他们的遗迹,他们在森林里腾跃飞荡,靠采集植物维生,采摘果实和嫩叶的生活为这些古猿带来了发达灵巧的手指和上肢。 从1975年开始,考古人员陆续在云南禄丰的地层内发掘出一具残缺的古猿头骨,若干个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它们距今约八百万年,这是中国迄今知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定名为,腊玛古猿禄丰种。但他们依然还是栖息在树上的猿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猿告别树上的生活来到地面,走向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呢?答案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古植物专家汉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汉斯:在过去的五千万年里地球曾发生过很多次大型气候变化事件,大约四千五百万年前,地球经历了最后一次升温事件,导致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炎热,然后开始降温,一直持续,然而在这期间出现一些持续很短的饿回暖时间,自从中新世以来,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生了降温事件,在这段时期,地球上首次在南极出现了冰川时期,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雨林的迹象。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地面,它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 分化成脚。


吴新智:人的两个腿走路跟恐龙和鹅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 这个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动物都在前头,那么所以她的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 他就把脊柱富于弹性,所以人跑跳的时候不会把脑子给震坏了。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高星: 直立行走使人的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可以来携带东西,进行厮打防护,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一些行为能力实际上都与我们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 你的视野会更广,看的会更远。当大地上出现来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的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吴新智:人类进化的分阶段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 那么分三个阶段 ,一个是猿人(直立人)、古人(智人)、新人(现代人)三个阶段,后来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以后,那么前面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大那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测门齿,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元谋人博物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姜础:后来晚上他们用镜子照,非常激动,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古猿的,就特别包装了,不跟其他的动物放在一起了,打着包装就带回北京了。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先后出土了七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吉学平:元谋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伴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高星:直立人,顾名思义他是能够直立行走的,就是因为在最开始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他能够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他作为最早阶段的人,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时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他的脑量是增加的,大脑开始更加发达,大脑发达也表明他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二百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四到五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叶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云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吴新智:人也没有像猛兽那样的尖牙利齿,他凭什么能活的下去?所以可能主要就是靠用两个手,他能利用自然界的东西来帮他的忙,利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一类吃,可以拿石头去打动物。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狩猎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二百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和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中国的大地上。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是,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中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吴新智:这是个复原的头骨,真正发现的时候都是零零碎碎的,他的头骨比如说这个前头有一个眉脊跟我们不一样,他的头顶呢,比较低的,现代的人头顶比较高。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恰恰相反,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和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石片,它们就是原始人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高星:自从二百六十万年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了石器,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一般是一器多用的,比如一块石头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被加工成各种尖的、韧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有专门化的。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头,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吴新智: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来化验,在酒精灯上一烧,就发现有炭,因此说明当时他是会用火,而且灰烬层里还有一些变了颜色的骨头,变成蓝色活着青色,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烧裂的石头,所以这个时候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我们的头脑变的发达,两百万年间,人类的脑容量增加了一倍多。
高星: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是取了自然火种,然后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集中的、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要保持火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他取不了火种,所以对于生活的黑暗潮湿的洞穴里边,有一些野兽猛禽不断伺机去侵扰他们,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他们会想方设法让这个火长燃不灭。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常项,他以紫荆的枝条作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时代。然而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鬣狗追杀、吃掉。


高星:鬣狗是一种凶猛的动物,我们人类很少能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的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去攻击抢夺食草动物,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鬣狗这种动物跟人类的习性有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用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在周口店发现的四十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十四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组织和简单的石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 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又是如何演变的呢?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大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榄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重要的发现。


吴新智:这个是木榄山下颌骨的断片。


高星: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一些釉系法对样片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出现在距今十一万年前。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六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的,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二十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的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十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在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大约从四五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山西峙峪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北京市周口店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吴新智:山顶洞分四个部分,一个部分叫上室,是人生活的地方;另一部分叫下室,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窨,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就是过道。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八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五个是成年人,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山顶洞人生活在距今三万年左右的亚间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期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高星:这说明一个人口增加,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类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工具进步了、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就使你能够把一些小型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人类在狩猎和采摘能力方面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骨针,是山顶洞人最令人惊愕的发现,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精美细孔。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它们解决了我们祖先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世界。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和刻沟的骨管等。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加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高星: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无论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都得到加强。因为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置山野而是有人帮他们埋起来,这是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


当泥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 00: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集 农业起源


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时代的起点又在哪里?这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


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和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 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受益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一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长在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 ,做狗尾巴草和野糜子。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农业起源。


赵志军: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转变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是被动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 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人类基本的生活所需。


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找到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 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赵志军: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在洞穴遗址,因为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洞穴遗址向平底遗址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仙人洞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马尼士博士就下意识地认为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两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 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一万两千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实物栽培稻种子呢?2004年 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5科实物稻子,这几个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 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一万两千年。今天,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然而在一万年前,原始先民要理解一颗植物的生长方式却并非易事,人类在何时拥有了联想的能力,这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特殊的能力使我们的祖先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随着第一棵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结出粮食,第一头野猪被人工驯养,改变地球命运的农业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伊始,正式拉开帷幕。


位于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诸神,举行藉田典礼的场所,每年的仲春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民以食为天,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 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 也就是说,我们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育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着怎样的神奇故事造就了我们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说如何解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呢?


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六千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相岱村,距河姆渡遗址只有七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六千五百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 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一百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六千五百多年。


孙国平:如果把现在的大米跟河姆渡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宽度的比是二比一;而我们现在的大米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是白一点就是胖一点,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经过前后五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几十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证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制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耜,这些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说松土。


孙国平:这种工具对农田的或者说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看起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应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形态和性能,而我们河姆渡文化当中的骨耜的生产效率,我们也进行来一些实验的研究,这个骨耜在现在的农田当中,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工具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河姆渡文化时期稻田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地利用这样的一种用水牛的肩胛骨做的一种骨耜对当时稻作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六千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片大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执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石碾石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氏族部落篝火一堆堆地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六千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六千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时期时代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孙国平:可以说完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五千三百到四千年前。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孙国平: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距离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三百斤左右,所以距今六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前,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一个发展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玉器的制作,特别是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工程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文明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作支撑。


赵志军:良渚古城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谷农业生产已经达到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才能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因此我们通过这些证据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主体。


中国古代南方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莠,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相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 我国黄河流域尤多 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 最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的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文书《氾胜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六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 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的生活地区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1976年 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洺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14测定 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时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粮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发现的加起来还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八十个粮食窖穴里面还有粮食遗存物,以粟和薯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刘勇: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出土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带橙色的,还有绿色发霉的,等风一吹干了以后都是乳白色的都成粉末了。


陶盂和鸟头型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七千年前的陶盂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隆洼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 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 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旱作文化发祥地,兴隆洼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田彦国:敖汉旗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 陶器,那个时期因为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标本就十炖重,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候捡到的。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人员从三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一千五百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百分之九十,粟占百分之十。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c14手段检测论证,距今八千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两千七百年。


田彦国:我们把兴隆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粟和黍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同时检测,结果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出来的碳化粟和黍八千年,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他认为敖汉浮选出的小米,传到了欧洲。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蚌裙,右侧埋葬了两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田彦国:他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八千年前的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动物检测室做了检测,其中三具不是纯野猪。


对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有一个豕字,豕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 因此畜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


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鹿科动物和野猪,而他们就成为最早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跟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畜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 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除了被人食用以外,猪也被推崇为用来沟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而且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型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的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中国北方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赵志军:在所有的农作物中,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而小麦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半月形地带。根据现在的考古证实小麦大概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传播了到中国并且逐步取代了中国的小米成为了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农作物。


在距今三千八百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了不足百分之一,但是到了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 至此,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已经全部出现在中国,粟、黍、水稻、小麦 大豆 五谷具全 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包括谷子、糜子、稻谷、大豆、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马。 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赵志军:充足的粮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人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 而从事更高级的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 、艺术品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 已存在等级之分。


田彦国:兴隆洼文化遗址每座房址的面积大致都是四十到六十平方米,整个兴隆洼遗址基本是中央中心部落。并排两个大列房址,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最重要人物居住的。


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 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的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 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诸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 00: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集 文明起源


距今五千多年前,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古埃及人建造了雄伟的金字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而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中国却长时间被史前的种种神话传说所笼罩。今天,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惊奇地发现,在五千多年前,文明的曙光已然照耀这片中华大地。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四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


李新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研究员:当时的中国史前时代是什么样,大家一点线索都没有,然后现在突然发现了有一个史前的彩陶文化,而且这个彩陶文化还跟中亚的彩陶文化还有联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发现,所以安特生就决定要做一次发掘。


这次发掘从1921年十月二十七日开始,历时三十六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李新伟: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其中古史派运动非常的兴盛,古史派就是把以前中国的古史系统完全给推翻了,顾颉刚提出那个是后人的追述,以前的三皇五帝的系统全都是不可靠的,那中国古史到底是什么样,中国文化起源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


但安特生毕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由于看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相似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这一观点竟然在当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难道中国的远古文明真的是从地方流传过来的吗?


在这片土地下面究竟还埋藏着哪些未知的秘密,穿越时空,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发现,五千多年前,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出现正式的文字记载之前,中国有很多古史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就一直流传至今。


这是我国西安黄帝陵的祭祖大典,每年的清明节,会有大批的海外华人前来祭拜黄帝,这种活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根据古史记载推断,黄帝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提法,但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些古史传说是否真的存在,距今五千多年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呢?


公元前3300年,河南西部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大型聚落里,一个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事情发生地是现在的河南灵宝阳平镇铸鼎原边上的西坡遗址,他的死,在五千多年前肯定是一件大事。2004年,这座大型的墓葬被发掘出来,同时被发掘的还有这座巨型的房址,总占地面积五百多平方米,为当时最大的单体建筑,也是公众聚会的场所。


李新伟:当时都清理完整个房址,全部清理完成以后,这么大一个房址给我的印象,我当时站在中间,穿越遐想了一下,那个感觉还是真的体验了一下,能够组织建造这么大一个建筑的人物,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庙底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却特别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浪潮。


李新伟:每一个彩陶它都是由工匠在上头描画,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彩陶,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整体风格是一样的,构图元素有弧线、三角,有圆点,有弧线,有很多基本的构图元素,也许大家冷眼一看,觉得都差不多,但是实际几乎没有一件彩陶是完全一样的,每一次这种描画都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发挥。


彩陶的传播在当时辐射很广,随着中国野外考古的发展,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瓦解,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西部有比仰韶更早的史前文化基础上的,经过考古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都是仰韶传播过去的。


这是河南渑池当地的一家彩陶作坊,至今还沿用仰韶时期的土窑来烧制陶器,虽然现在用电烧制陶器更快也更稳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土窑的方式,经历过火的洗礼,陶器的颜色更好控制,质感也更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而五千多年前的祖先也许不会料到,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沿用他们的方式,工具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变。


这里是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它的旁边就是裕溪河,这是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系,交通非常便利,河对面的这片土丘是一块庄稼地,然而,让人所不曾想到的是,这里竟然埋藏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


张敬国: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凌家滩的墓地,这个墓地呢是1987年正式进行发掘,我们一共进行发掘了五次,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007年最后一次发掘,2007年发掘的时候,这个编号是2007年M23,这个M23呢是我们目前凌家滩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2007年的那次发掘至今让张敬国记忆犹新,因为还有一年他就将退休,在凌家滩挖掘了二十多年的他,隐约感觉这里将会有一次惊世发现。


张敬国:在这个挖的过程中,露出来很小的一块玉石料,当时呢,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只露出这么一小部分,我一看这么漂亮的玉石籽料,我说怎么这个凌家滩,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籽料呢,当时我也感觉到很惊奇,因为我想把它取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大了,就取不出来,我说就慢慢按着地层这么做吧,做了两天之后呢,整个这个玉猪就露出来了。


这是一件玉石的籽料,但上部却有明显的雕刻痕迹,上面雕有两个鼻孔和嘴,从形态上看像一头猪的形状,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而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张敬国:我们有了这件玉猪的出土,我就想这个玉猪下边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果然,把这个玉猪地面上清理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墓坑的痕迹就出来了。


随后的发掘中,这座墓葬共出土了三百三十件随葬品,其中仅玉器就达到二百多件,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随葬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也属罕见,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覆盖尸身,是我国玉敛葬的前身,开启了以玉器厚葬之风,而凌家滩遗址所发掘的玉器,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其中的一座墓葬中,发掘了三件玉人,这是中国最早的玉人,而玉人的雕刻水平堪称精湛,有些地方连现代人都无法达到。


张敬国:98M29, 15的玉人的这个号,这个玉人的背后呢有个牛鼻眼似的隧孔,这个隧孔里头就有一个点,就是管钻留下来的点,这个管钻的直径只有0.15个毫米,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去钻这个0.15个毫米的孔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经专家考证,凌家滩文化距今五千六百多年,当年,在没有任何金属和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就雕刻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版,玉版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


张敬国:我们叫那个玉版就叫原始八卦图,它正好就夹在这个玉龟的上下腹甲之间,所以河图洛书这个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也符合了我们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个一种实据,所以说凌家滩的这个原始八卦呢,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八卦,周文王做八卦那都是在后来的事情了。


在五千多年前的江淮地区,当年的凌家滩人用精湛的雕刻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灿烂的文明。这里有早期的祭祀礼仪,有五千多年前的原始哲学思想,这些流传下来的礼仪和思想正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而这些文明的背后是一个实力雄厚称霸江淮地区的氏族部落,而那座大墓的主人就是他们部落的首领。
这是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土丘和山坡上经常会发现一些由石块所垒砌的特殊图形,有圆形也有方形,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垒砌的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的介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神秘部落。
  
1983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牛河梁进行发掘,这一遗址距今有五千多年,被称为红山文化,这些石块所垒砌的图形被称作积石冢,而在积石冢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


刘国详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研究员:积石冢是埋葬红山文化时期特殊死者的地方,这些人生前是什么,可能是不可等级的祭司死后被埋在积石冢石棺墓内,之所以建造积石冢,同时不仅仅具有埋葬的功能,同时生者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所以说他要把这些先祖埋在山冈或土丘的顶部,用积石冢的形式来埋葬他们,主要也有祭祀的功能。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个神秘的史前部落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墓葬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个形象最为普遍,整体像一条卷曲的龙,而头部又被设计成了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同样还有一种C形玉龙,龙身被处理成大C字形,躯体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积石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三圈环绕在一起。


刘国详: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这代表了中国最早的盖天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北京的天坛也是三环,这个跟牛河梁的三环石坛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五千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积石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刘国详:牛河梁遗址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五十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牛河梁遗址的周围没有发现居址,就是当时人生活的地方。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


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兴隆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它面部写实、下身写意,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有神。


刘国详: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兴隆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它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这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一到两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三十到五十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王震中 中国社科院 学部委员: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最早的,距今六千三百年,大溪文化。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六千三百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的多,早了整整一千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一千多年,跨越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


王震中:大溪文化现在的考古学分析是距今六千三百到五千三百年,这就是一千年了,大溪文化完了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当时应该是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八百年,这样的话它就跨了一千多年。


由于抵御洪水的需要,城头山古城不仅建造时间早,使用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统领一方。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上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繁荣,人口密集,居室密布,货物充盈。


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镇,这片高高的台地叫莫角山,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曾预言,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预言被不断证实,良渚,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十一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十二座,1991年,在汇观山遗址又发现了四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琮王、钺王、神人、兽面轰动学界。


王宁远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这个良渚阶段已经非常明显的有贫富分化,而且这个贫富分化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悬殊了,比如说反山的这些墓,
  
瑶山的这些墓,你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玉器,整个棺材当时从上到下全是,都摆满的,那么你普通的小老百姓的墓呢,可能就一个小坠子,甚至一颗小珠子。


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良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王宁远:中国人特别崇尚玉,到现在我们一般人还很喜欢,觉得这个玉是一种脱离了一般的矿物要素,它可能有很多很神圣的,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因为中国所有的汉字里边,你只要有玉偏旁的全部都是美好的。


王震中: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可以说自八千年以来一直延绵到今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载体。


这是良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兽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良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琮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


刘国详:它有的时候横置在墓主人的脑后,但也有的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我觉得上下无底起到上下贯通的作用,应该是一种宗教祭祀用具,起到贯通天地的作用。


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


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偏山台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龙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多人靠雕刻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刘国详:玉能够延续文明的血脉,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到今天,那么玉作为一种物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玉能够凝聚民族的共识,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那么不同地区古代民族,可能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在宗教信仰上有一些差别,但是在用玉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像契丹人,像蒙古人,甚至都养成了用玉的习俗。


这些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五千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


王宁远:我们当时呢是推测它会不会是这个以前的河堤,桥西的一个河堤,那么就顺着这个去找,顺着底下这层石头去找,结果呢,后来就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寻找,等于发现它已经兜转了,就是四面兜过来了,最后把这个莫角山的这个大土台子包在中间,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它就是一个城。


这就是良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一千七百米,南北约一千九百米,总面积约三百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四十到六十米,?局部可达一百多米,?现存最高处约四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二十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显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一百二十万立方,莫角山约三百五十万立方,约需一万人工作四年。


王宁远:在良渚古城我们确认之前,对于良渚遗址,我们基于这个玉器啊,它的那些祭坛啊,还有莫角山的这种大规模的建筑,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说,良渚代表了这个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


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执钺佩玉的墓主,是可以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
  
在五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


张敬国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呢,这两个文化应该说它们年代都相当,但是它们这个相距的距离太遥远了,将近有一千多公里,但是呢从凌家滩所发掘的出生的这些器物中,特别是一些玉器中,有很多器形跟红山文化所出土的玉器基本上都是相似的,特别是玉人,红山出土的王人也是放在这个胸前的,凌家滩玉人也都是放在胸前的。


刘国详:比如说凌家滩文化里边,玉猪的造型,玉鹰的造型,玉龟的造型,同时像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斜口桶形器,在凌家滩二十三号大墓里面,也出土了三件,放置在腰部,我们感觉到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关联的。


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冲国喷薄而出。


李新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研究员:中华文明起源,它的内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华文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我们能把它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他最初的模样,在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文化的实体,然后我们可以管他叫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其实我们要探索的是这么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两个含义,当时又有了中华,然后社会还又发展,可以叫进入文明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中华文明出现了。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地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均势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 00:2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集 邦国时代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四千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孟华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发掘了一个将近五百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一批跟祭祀有关的一个台基遗址,大量的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厉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


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京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五十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方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就是突然一下就中断了,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因为不像有的有逐步的缓慢,它没有,它就是突然中断了。这就是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墙,南北有1200米长,墙高有6米到8米,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


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三万至五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
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方勤:就是说石家河里边呢出土的,就是有一个图案里面,就是有一个拿着那个钺,钺这个武器,这个钺一般来讲,我们一直认为都是一个王权的象征,所以这个时候看来,当时是至少在石家河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应该讲是军事首领或者相当于王这样的人物在里面。


头戴冠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勾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映,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


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或玉蝉,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方勤: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家河的时候,它的文化面貌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更多的特征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简单的我们考古学讲,叫做植入性的文化,就是出现了,这个文化更多的跟中原相像。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方勤:文献上也有记载,禹伐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是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址就废弃了。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驩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


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


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塔儿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有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塬上用夯土版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尧”字。“文尧”是对尧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易、邑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


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四百到四千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壁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


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现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五百年。


何驽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队 领队: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个20个节令的历法,在四千一百多年前,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唯一的这一例。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坚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寂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何驽:立表呢它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刻度,这个圭尺呢,上面有刻度更重要,圭尺放在王墓当中由王来控制,立表呢就放在天文官的墓当中随葬了,由天文官来掌握。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圭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圭表的发现,何驽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


何驽:这个圭尺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


何驽: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一套圭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形容极,言其多,这一概念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


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峁村北侧山峁上,一处宏大石砌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四千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邵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 队长:这个壁画是2012年、2013年都有发现,两个年度里边都出土这个壁画,很多壁画残片碎了之后是叠压在一起了,有的是色彩那一面朝上,有的就是色彩那一面朝下,所以这个就是色彩朝下的那个,只能看到它背后的粘附面,这个刚好就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你看它后面这样的草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叫草拌泥的这种东西,这说明它原来就是粘附在墙体上面的彩绘的图案。


在2012年的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建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峁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起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四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那么修筑这个得动用多么大的人力,他得有能力来支配来调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来给他修建,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种等级的观念,财富也有了分化,那么谁来维系他,石峁的统治者,他的生存的资源,那么考古学这几年的工作呢表明,在这个4000年前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毛之地,实际上是一个,4000年前后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高度发达的一个人类居住区。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峁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一千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峁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峁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1975年底,时值寒东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
石峁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峁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这也是我们做为这个石峁城墙初遇期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三十六国,其中有一个一目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一目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孙周勇: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DNA的分析,也有学者将这一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峁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尧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峁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峁城址很可能就是黄帝或其后人的居驿。


邵晶: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峁,同样而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峁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三百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峁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赵志军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 副主任:石峁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峁遗址所处的位置,它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要更明显更剧烈,反映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峁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孙周勇:石峁的人群,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公元前)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峁和陶寺是两群人,就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邵晶:像这两件,这也是石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选型,但是它的制料非常的特别,它是燧石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石峁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燧石制的箭头非常多,在石峁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埂随处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何驽:以前我们发现的这种深缶的盆形鬲,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峁的陶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陶寺陶鬲最大的区别,而这件鬲的发现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寺中期的宫城,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寺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


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峁人不得不弃城远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许宏:就说我们说如果以前的邦国时期呢,他们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然后各种不同的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良渚可能是整个长江流域信巫鬼,到战国时期他们还是重巫鬼的,然后有一些巫术是非常浓厚的,重视神人的沟通的。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鶡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壁、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许宏:良渚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那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四千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个中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王宁远:可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良渚遗址群和长江太湖周边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海拔太低,只有两三米,像一个碟形洼地一样,只要这个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环境非常脆弱,太湖流域是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地区之一。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条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


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
  
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


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


许宏: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峁都是国家的话,那么它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那么不管叫什么名字,如果说前边那些属于初始国家的话,原始阶段国家的话,那么二里头就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我管它叫广域王权国家,可以掌控广大区域的一种王权比较兴盛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我管它叫国上之国。


许宏:我们说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呢,我们说波澜壮阔的邦国时代是满天星斗的话呢,那么由于一个大的政体的存在呢,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所以一轮明月出来了,使得它周围的这个星斗呢变得黯淡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明月呢就是二里头遗址。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 18:5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集 夏王朝觅踪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诸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他所有的历史,即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教之忠: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市作为夏代早期都城流传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筑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锁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教之忠:虽然很多是神话传说的东西,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怀念大禹治水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它就说明了,将这个位置这个锁蛟,它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指挥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 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利泽万世。


李学勤: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外国的说法,就像基督教圣经里讲的上帝创造了人,人做了坏事,上帝发怒了就降下洪水把人都消灭了,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自然灾害,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凭着人的主观斗争这个组织力量克服这些灾害,随着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他这个身先群众,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才达到这个效果。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髪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这种特殊舞蹈叫做禹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禹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bǒ)步演变成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莎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访古探幽的圣地。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三下共主的时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


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上仍存禹庙、禹陵、禹祠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禹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中永放光辉的一颗宝石,作为五帝之一的大禹,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所崇敬的对象,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为后世子孙耳熟能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尽管发生在遥远的传说时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被认为大禹足迹所至的地方,禹王宫、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乃至禹王洞等等,各地百姓用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有大禹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骄傲,大禹的精神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李学勤:大禹治水的传说,他的精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大禹作为当时群众的领袖,他的精神就是德,那么这种德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人民的生活怎么和领袖人物的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通过这个传说有很多的看法。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它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


王巍:文献记载当中成书年代越早的文献对夏代的记述是很简单的,但成书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却反而记载的比较详尽,所以就提出是层累的这种历史,就是说他们认为简单来说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垮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


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国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 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其貌不扬的土地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虽已经历了数千年风风雨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觉到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在此挥汗如雨的场景。


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朝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民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巢而死,夏朝灭亡。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四百七十年的历史,根据《史记》的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十七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赵春青:因为它的年代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的这个年代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一百多年的距离,因此说它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宠于启母石前所建道阙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禹临终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这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益,然而益的威望与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利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益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就是射日英雄后羿。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后,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代夏。但据文献记载后羿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羿被大臣寒浞所杀,当寒浞夺取王位时,别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


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虞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寒浞失民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寒浞,收复了夏朝王朝。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砦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址,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逝,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 18: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集 殷商兴亡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契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契。契于是成为传说中商族的始祖。他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地,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的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五百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县东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三千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


由于商朝年代久远,商人的起源已不可考, “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契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十四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作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仲虺,一个是伊尹。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就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


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莘国不错,便来到有莘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莘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莘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莘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商汤的身边,继续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仲虺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朱凤瀚:这都带有故事传说的一定的色彩。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在甲骨文中,后来还对他,尽管伊尹不是商人的贵族,但是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旧臣,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给他们很隆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现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原因大概就在于他确实用他的政治才华,帮助商汤灭了夏,这是有他的重要的历史功绩。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踏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豕韦、顾、昆吾这三个夏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接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
商汤就在准备东征豕韦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召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即地下水牢里。


仲虺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


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鸣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在此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历数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鸣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誓》。


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桀被活捉。


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斟鄩。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朱凤瀚: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确实有一个飞跃,标志就是他有很大的城址的,都城的设立,说明他们从国家来讲,它的国家结构,国家的形态都有所发展,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商文化,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都有一个飞跃,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发展了自己,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得到一个飞跃,所以成为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播达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的:“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三千诸侯”大会于商都亳。


经过长达20年征伐战争,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


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尚白,朝会以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一天(正朔)。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称一年为一祀,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每年十二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尚黑”改为“尚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里改为白天进行。


商汤将商王朝的内外政事治理得差不多之后,就命人将夏禹建国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九个铜鼎,即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九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漫长的商王朝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朱凤瀚: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好像是一个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而且赋予它一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主要的功能是作为祭祀时候用的礼器,但是鼎尤其被神圣化了,作为古代政权的象征。
王震中:在中国的历史上鼎曾经作为国家的政权的象征。所谓的作为国家政权象征,就是中国古代特别是夏商时期,宗教祭祀是国家政治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而这个鼎又是礼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它不是代表了这一个简单的小的邦国的一个倒台,它是统治天下的共主之权,这个政权是我们说的大的一个国家结构的多元一体的国家的政权的转移。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早在四千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
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旌功记绩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

“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百姓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


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即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将王位还给他。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


如今,伊尹已故去三千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奉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王震中:伊尹在成汤推翻夏王朝的时候发挥很大作用,在成汤取得夏王朝以后,辅助成汤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成汤之后对商王朝的王位继承以及巩固上,以及贯穿成汤的制度和法治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文献得到甲骨文的证实。在甲骨文里面对伊尹有固定的专门的日子进行祭祀,把伊尹和商人其他的祖先,商的先王一样进行隆重的专门的祭祀,而且祭祀的祭品的数量规模规格都很高,所以也就证明了伊尹在商人的地位,在伊尹死后商人的地位当中还是很高的,所以伊尹当时生前的政治作用和死后的地位还是有甲骨文和文献多方得到验证的。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六百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大有灭亡的趋势。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上任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弱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


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洹水之滨的殷,却遭到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老百姓也跟着反对迁都。


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敢再反对,老百姓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应该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奄都的人民,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王震中:殷这个地方原来也是商以前的重要的发展地区。一个是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再一个他还是有一种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政治格局,再加上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再北边就是,旁边是安阳的淮河,再北边是漳河,当时的淮河走向经过河南的浚县以后,南北走穿过安阳最后到了河北,然后再向东。所以也有利于他水陆交通,他的战略资源的运输。他做了多方面考虑,再加上这个地方也是原来商人重要的早期区域。所以他也靠近他北的漳河,漳河也是发祥地。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0,000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纣王灭亡的273年商代都城——殷都。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三千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六百年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


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生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


武丁农村生活期间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说,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


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说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


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土方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她十分宠爱,授予她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她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


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发展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上工下口)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达渭汭,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


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的鼎盛期,史称“武丁盛世”。


王震中:应该说武丁盛世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59年,武丁时期商代的青铜器司母戊鼎,非常宏大的精美的青铜器也是武丁时期铸造出来的。所以武丁时期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时期。而且武丁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一个是没有作为,第二个贪图享受,他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很了解民情,了解民间疾苦,也起用了像奴隶一样的人。在历史上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看,他都是商王朝一个盛世。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古书记载,周的祖先是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周人迁徙到陕西的周原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商王位传至武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武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


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历一任之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纣。


史载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


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份戒心,但他仍以臣的身份事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羑里城遗址。羑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三千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


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羑里。


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蓍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地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姬昌被帝辛关押了七年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六百年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


回到周部族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
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


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


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


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


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仁”。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


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言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


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


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玩乐。
       
王小运: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做摘星台,摘星台的下层是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上层是一个殷商文化的遗存。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土层,就是纣王差遣奴隶把这个一层一层夯上去,夯上去以后,然后在这个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台子,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门楼,几十米高,那么高,非常高。这个楼为啥叫作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当天建起来的晚上,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他是个观景台,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这时候苏妲己躺到纣王怀里撒娇,她非要天上一个星星,然后纣王就顺势摘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叫做摘星楼,后来到西周的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化,为了纪念比干,这个台就叫做摘心台。
正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
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


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


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三百乘,敢死队员三千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


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
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这个六百年的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


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掉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鹿台,衣服穿戴齐整,将多年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鹿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共历30王,前后六百年左右的商朝,自此正式宣告灭亡,漫长八百年周朝历史开始。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鹿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鹿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周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商纣王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七年时间在此修建鹿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鹿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


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鹿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


和鹿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的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去探索。但《尚书无逸》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逸,不知稼穑(春耕为稼,秋收为穑,即播种与收获,泛指农业劳动)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亡国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 19: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集 商代文明


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作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致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的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经史学家王懿荣染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宋镇豪:商这个五百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殷本纪》,《殷本纪》讲总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在史学界也好,过去我们都把它当做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做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使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史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她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鹗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三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释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的推动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五万片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保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


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言语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四处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在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晚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


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老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是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诒证、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襄、郭沫若、商承祚、容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朱凤瀚:其实在过去很早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也是在研究除了文字之外同期也在研究诗词赋等等,但是那时候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突破了文字,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资料,同时也包括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像铜器、陶器、建筑构件,挖掘的大的墓葬遗址,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这个理念非常重要。


甲骨文发现之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六种,其中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六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到殷墟这个时期基本上这六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自19世纪未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十五万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释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属、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李学勤: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从它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实际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老文字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系统有一个特殊的稳定性,所以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文字系统,那么中国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事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记事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有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地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的形状的兆纹,贞人和商王对它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王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祭祀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有自然的神啊,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人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甲骨文中有矢、弹、网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攻、犬逐、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兕虎、鹿、麋、麑、麞、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祀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宋镇豪:用祭祀的牲口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都要祭,他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一天逮不到呢,所以主要还是家养为主,那么家养的话,过去我们都讲五畜鸡牛羊马狗,马当然不用于祭祀,但是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有千牛、千羊的,那等于说大型的牲畜养殖场,差不多饲养一千头牛那规模非常大。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工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计有镰、锄、铲和耒耜(lěi sì)等。自从商朝的第十九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洫,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宋镇豪: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必须要结合历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历法,没有历法它什么时候夏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地进行,所以商代的历法是非常发达的。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历法,商朝历法以太阴(月)记月,以太阳记年,干支记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终叫做十三月,称为年终置润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的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


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三千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贞人)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捷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王震中:按说酒文化,因为商人宗教崇拜非常发达,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最近在殷墟北面的华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州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利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马柏成:这个铜的配比,从古到今基本上这个配比都有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祭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他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实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


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二三百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 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程式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地探索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未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成为金文,旧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朱凤瀚:因为很多的青铜器我们叫做神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另外一方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青铜器的纹饰设计,匠人们他们又别具匠心,他们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兼有神器实用器,同时又有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抚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及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王巍:这个商朝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当然从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了解,《殷本记》中就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出土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生活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是什么装束,有什么具体的行为,这个我们基本上,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我们的脑子里面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是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圭、壁、玦、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戚、钺(yuè)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湿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叶舒宪: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唐际根: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当然说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逐渐逐渐的就它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大家逐渐逐渐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驾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


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找这件物品,世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尚白,制作的白陶如卣(yǒu)、盘、罍(léi)、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铭刻)精美,色泽皎洁,叩之有声。
商代,距我们已经有三千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延用。


王巍:我觉得商代文明要看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体系的形成,包括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成熟和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很多重要的基本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鹿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亡后三年,商朝贵族箕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遗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


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生何毓(yù)灵,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柏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技艺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五百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 19: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集 武王克商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五万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前方70里外的地方,是一个六百年王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商王纣几十万山呼海啸的军队。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天低云暗,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苍茫大地,天时异常的恶劣。大军首领亲自进行占卜,然而,卜兆却显示,这次出征并不吉利,所有的兆象似乎都在预示不合上天的旨意。历史关键时刻,这位大军首领违抗了天命,果断率大军继续前进,一场被史家描述为“流血漂杵”的惨烈大决战即将打响。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接壤处的两个村庄,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发掘地,长期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卜骨以及众多珍贵的国宝青铜器,这里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所在的周原。


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绵》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落首领古公亶(dǎn)父在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古公亶(dǎn)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大约在商朝武乙时期,原本定居豳(bīn)地的周人不堪戎狄的侵扰,他们渡过漆水河,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他们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族未来的宏图大业。
朱凤瀚:周人在那起源,而且在那有很长的时间的一个发展过程,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进一步的成熟过程,而且在那个地区他和西北地区的好多这个处于青铜时代的一些族群有过联系,周人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经过古公亶父之后,经过王季,到后来,特别是文王时代就是有了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准备克商的这个准备,因此周原这个地方应该是周人准备克商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根据地。


迁到周原之后,周人正式打起了克商的主意,这就是《诗经》中的另一首诗,《閟宫》所写: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后稷就是周族人的祖先,这里的大王即古公亶(dǎn)父,意思是:自从古公亶(dǎn)父带领周族部落迁到岐以后才开始筹划翦除商的事业,古公亶(dǎn)父带领周族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造城郭宫室,建立官制,小邦周作为附属大邑商的一个方国,日渐强大起来。


朱凤瀚:周人这种克商的思想起源那应该确实很早了,起码是王季(季历)的时候,我们后来看到管他叫王季,当然他称没称王还可以讲,也可能是后人追封的,但是他自己独立起来,自己成为一个王国来代替商的思想,我觉得在从王季的时候应该有,当然你说古公亶(dǎn)父,他迁到周原,把周邦兴建起来,使自己强大,但是克商也许一开始还没有这种自信。


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他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定季历的儿子姬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这样为了让位给季历,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虞仲便出奔荆蛮,他们在那里断发文身,建造城郭,建立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古公亶父死后,季历就位,不久被商王杀害,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到了周文王的手里,周族蒸蒸日上,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周族日渐强大,但仍坚持韬光养晦,以取得宗主国的信任,商王纣封周文王为西伯,使之成为商西的一方之主,并委以征伐大权,这正合文王之意,于是周文王大手一挥,剑锋所指,商的若干附庸国立即灰飞烟灭。他先是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等方国,随后又正面进攻黎、邘二国,剪除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向的战略重镇崇,直接威胁商所在的别都——朝歌,为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如此,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势。周文王时刻不忘商的杀父之仇,他韬光养晦,表面上臣服于商,暗中却一直在积蓄力量,加紧灭商的准备。


在周原,周文王敬老慈少,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虞、芮两国的国君因国土问题发生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相互谦让,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相互让路,两位国君目睹这一切,非常羞愧,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一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于文王的德治。周人,在文王的治理下日渐繁盛,但是天下仍是商人所统治,要成就伟业,文王还需要辅佐成就自己霸业的人才。


朱凤瀚:《诗经》上有《大雅》的《文王》专门是有一首诗来歌颂他的事迹,他应该是在周人历史上最后为周人克商做了一个奠基性工作的这么一个周人的首领。


王震中:周人自己就认为是,他们受命是从文王开始的,我周取代你商是天命决定的,这个天命呢从文王开始,所以这个也反映了文王在周人的心目中和周代历史上的地位。


文王拉车是民间流传千年的传说,讲述的是文王礼士尊贤的故事,文王听闻吕尚(姜子牙)隐居渭水河滨,一天便驱车前往,文王来到渭水南岸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坐在河边心不在焉地钓鱼,文王见他只下鱼钩,不上鱼饵,觉得十分奇怪,就与老人搭话,这位渭水钓鱼的老者就是吕尚,二人交谈中,文王见吕尚韬略盖世,见识过人,便邀请他出仕辅佐周邦,吕尚为考验文王求贤诚意,要文王为自己拉车方允登程,文王求贤心切亲自为吕尚拉车,两人共离渭水。


周文王得到吕尚可谓如虎添翼,此后,内政外交,东征西伐,周朝的力量得以大增,一切条件成熟之后,周文王又做了一件大胆而又冒险的事,就是将都城从歧下迁走,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既丰邑。自歧下东迁居此,周文王东进的意图已再明白不过,这样,周族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伐纣灭商只是时机问题,然而越是这样,周文王越是谨慎,他的威望大增,许多诸侯都来向他示好,但他十分低调,越发对纣表示恭敬,给纣进贡的财宝也越来越多,这就让纣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周迁都丰的第二年,文王姬昌病逝,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武王,吕尚继续辅佐。


王震中:如果说早期,周人在周原的时候还是主要是打下基础,建立根据地的话,到了文王时期,继续向东发展,很明显的就是为了取代商,控制东方版图。
周武王即位,他以其父文王为榜样,继承前辈们开创的事业,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落实,他继续让吕尚任太师,另有周公旦、召公、毕公等贤人辅佐,这样人才荟萃,各谋其位,周的政治如日中天,归附诸侯越来越多,力量愈加壮大。对比之下,商更加孤立,为更有利于进攻商朝朝歌,消灭商朝,武王决定再次迁都,将周的都城由丰迁至位于陕西西南的镐。当文王和武王父子在夙兴夜寐地准备着这一切的时候,此时的商王纣在干什么呢?


纣好酒贪杯,常彻夜喝酒寻乐,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他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池子,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木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纣身体强壮,沉迷女色,他尤其对美女妲己宠爱至极,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仗着自己的统治为天命所赐,远贤臣、亲小人、发明炮烙酷刑迫害臣民,加以后世的笔墨描画,商王纣几乎变成了千古第一暴君。实事求是地说,商王纣并非只是残暴,即位之初,他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


朱凤瀚:中国历上有些末代的君主,好像被贬得很低,其实末代君主,包括像后来明代的崇祯皇帝什么的,其实都是个人还是很勤奋的,也很有才干的,甚至很勇猛的,像商纣王,史书上记载他很有孔武有力,很英武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毕竟资料还是很少的,而且现在像《史记殷本纪》,还有其他的史书,东周人的一些记载中,这个商纣王都是一个比较暴烈的这么一个人。


商王纣的荒淫无道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各诸侯都害怕纣,从而疏远了他,众叛亲离,更加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整个商都一片混乱,神祇(qí)无人敬祭、宗庙无人管理,大臣偷奸耍滑,犯法者得不到惩罚,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到了这个份上,这个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对于武王的雄心,商并非毫无察觉,但长期的东夷之乱使周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东夷之祸一直是商的心头大患,纣继位之后,举全国兵力进攻东夷,这场漫长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纣笑到了最后,但此时的商王朝国力已消耗殆尽,泱泱王国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东夷之乱对商的全盘牵制造成了王国在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所谓顾此而失彼,纣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在西部的征伐中不断壮大实力,商与周一个在一天天烂下去,一个在一天天好起来。


武王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纣的反应,他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观兵,在黄河渡口,武王看见舟楫整齐,士气高昂,十分高兴,船行至河中央,一条银白色大鱼忽然跳进船中,武王说:殷人崇尚白色,看来这是他们灭亡的象征,俯身抓起那条鱼祭天,大军上岸,忽然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从天而降、落在武王住的房子上,不断地转动,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的乌鸦不断地鸣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吉兆,于是士气大振,周军长驱直入,直指孟津,恨透了商王纣的各国诸侯,一听说武王出兵,以为灭商的时机到了,纷纷前往助战,竟然一下子聚集了八百诸侯,但是,武王发现几个大的诸侯没有前来,于是依然收兵回师,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朱凤瀚:好像表面上看是要打,但是周武王自己感到天命不足,就是自己还没有真正受到天命,这个详情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当时有占卜,还有什么,文献没有记载,就是他觉得还没有完全得到天命,当然也可能是他觉得军事的准备、力量的准备还不够齐全,或者说他用这个行为试探性地看看,商王国对他这个军事积淀行为有什么反应。


王震中:他看到有八百诸侯响应他,从中看到了天下的民心的归向。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周族人的举国大计终于得以实施,又过了两年,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相信天命的周武王自然要占卜,结果兆象说这次伐商并不吉利,武王正在犹豫,凑巧此时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横扫着一切,这更加重了武王的疑虑,武王再一次想起了天命,商是上帝委命的,我现在要伐商,天命可违吗?关键时刻,吕尚站了出来,他说纣此时已不堪一击,机不可失,请务必按原定计划出兵,吕尚鲜明的态度,促成了武王最后出兵的决心。西周时期的文献,我们并没有见到。


朱凤瀚:就是说真正记载到武王克商有这么明显的天象灾异这些东西,我觉得东周的时候记得比较多,这关乎到中国古代占星术的发展的时间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确切的根据,知道西周时候的人在占星术方面有哪些说法,但是文献上记载的那些,什么周武王克商的时候,有好多有利于他的,或者是不利于他的天象都有,两种说法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说是很有利的,有的说是没有利的,这些我觉得都是东周时候的人后来的一些追记,甚至包括有些诟病,未必是周武王时候的实际情况。


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率领一支由战车三百辆,精锐武士三千人和甲士步兵四万五千人组成的伐商军队从镐京(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出发,经过25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两年前诸侯会盟的孟津渡口与前来助战的各路诸侯友军会师,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前来会盟的诸侯方国更多了,伐商力量因而更加强大,不少方国的国君都亲自带兵前来,总兵力已逾五万人,不料,出兵伐纣的路上又遇到一系列自然灾害,到了怀地河水泛滥,到了共头山体崩摧,经过邢丘的时候令人晦气的事又发生了,一阵狂风暴雨,大风把旗杆断为三截,接着又连下三天三夜的瓢泼大雨,武王于是更加犹豫,问吕尚是不是老天显灵,警告我们天命难违,不可伐商,吕尚说,旗杆折为三截,是老天提示我们应兵分三路,连下三天大雨是老天特地为我们洗去兵器上的征尘,杀敌的时候更为锋利,武王得到吕尚安慰,命令大王继续前进,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纣却盲目乐观,因为相信天命仍支撑着他,这时的老天爷还没有弃他而去,他早知周师进犯京师的消息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恰在此时,征伐东夷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回京城,这让纣得意忘形,朝歌城里一片欢腾,朝歌张灯结彩祝捷盛典,因此,如何对付周师的事根本没有排上议事日程,庆祝征伐东夷的盛筵持续多日,直到周师兵临牧野城外才惊散了商纣君臣的欢宴。


朱凤瀚: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自古就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大家从各个方面认证这个武王克商的年代,从历法上利用这个文献资料、金文资料,甚至是因为武王克商的时候伴随着很多天象,这些天象有的是后人记载的,当然经过一定甄别之后也有一些推算,那么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在前一段大家一般都采用很多学者采用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说法,就是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形成了这么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看法。
发生在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的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从西周开始,牧野之战就在民间想象中流传,众多的传奇色彩给它披上了层神秘的面纱,从时间到地点,人们总在不断地探寻遥远历史的真实面貌。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武王率领五万灭商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而此时商王纣的主力还在征伐东夷凯旋的路上,一时半会无法赶回救主,面对此种危境,商王纣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他担心战争时间的拖延会导致自己的政权的变乱,这样,暴烈武勇的纣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开赴牧野战场与周军决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陈相灵:当时,纣王一看对方过来了,一开始对他还是,他这个力量实际是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还对他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把他看在眼里,照样是在东夷那用兵,如果看到你对我的威胁最大的话,那我首先要把这一块是要对付你的,这是首先战略上在思想上不重视他,同时一看,对方来了,怎么办,就临时的拼凑了一支军队,那就是包括犯人也好,奴隶也好,都给他拼凑成十七万大军,那么十七万大军,我们说都是乌合之众。


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据记载,武王的伐纣大军行至牧野战场边缘的清水西南岸,殷畿内地宁邑就是同盟山一带,大军勒兵修整, 各诸侯为表盟誓伐纣决心将士兜土筑台设坛,殷历二月四日黎明,武王登台麾军,作决战前誓师,武王高声历数商王纣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告诉将士们,替上天惩罚纣的时候到了,武王的誓师言词气吞山河,极富鼓动性,顿时士气大振,这篇战争动员令就是《尚书》中的《牧誓》,中央音乐学院的雅乐团,根据上古音的声、韵、调,还原了《尚书牧誓》的古音读法。战前动员结束后,周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三百战车、三千武士,四万五千步兵,从地平线上出现,他们就像一场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潮般溃败,武王乘胜追击,直捣纣老巢朝歌,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牧野之战的下面交锋就决出了胜负。


王震中:牧野之战这么快速的,不堪一击的就结束了,这个主要的是他的军队的人心所向。


朱凤瀚:周武王是不是一定要战胜商,那还是,仅就战役来讲,那还有未定数,因为当时商纣王的兵力并不弱,你数量那么多,结果反戈一击,走的走散的散,战争嘛,一个是军事,一个后来叫所谓民心,所先你要出师有名,你能够代表民意,武王克商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这种,他积聚力之外,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他做了相当多工作,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战争理念我们讲,要讲战争的正义性,所以这个思想就是一支延续到我们今天。


残阳如血,披头散发的商王纣,带着残兵败将从牧野匆匆逃回朝歌城,躲进了鹿台,众叛亲离,商王纣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也许到现在纣还不知道,商人祖先信奉了六百年的天命为何彻底抛弃了他,商人认为天命神祇决定现实的一切,只要他们诚心地敬奉神灵,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就能永保天命,让商朝历久不衰、万世长存,笃信天命直到纣灭亡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改变。夕阳斜照之下,周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团团围住了鹿台,他知道现在是插翅难逃了,商王纣穿上缀满玉石的宝衣,把平时搜罗来的珍宝都堆在身边,又在身边堆满祭祀用的燔柴,一把大火升起,纣最后看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的夕阳。六百年商王朝跟着夕阳还有他一起沉入黑暗。


传说纣王死后,纣的儿子武庚遵照纣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河水,在河床上竖穴而葬,后因河道东移,河床日见冲刷变低,纣王墓才露出堤岸,如今,这座巨大的土冢在淇河之滨静静躺了三千多年,曾经的墓碑早已不存,后人又在此重新立碑凭吊,石碑虽巍然屹立,墓冢却荒烟陌头,荆榛丛生,鲜有人问津,喟然长叹之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商王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最终成为一个国破身亡的败国之君,这也是天命使然。
朱凤瀚:殷周这场置换,就是周人克了商,称为周武革命,革命这个词其实也是我们后来还在用,革命其实就是一种天命的表现吧,因为这个代替了他来受到这个接受了天命。


武王庙坐落在获嘉县同盟山的最高处,周灭亡后,七雄纷争,战乱不止,人们缅怀过往,思念武王伐纣功绩,便在同盟山上建武王庙,以感受武王伐纣军当年波澜壮阔的誓师场面,如今,每年的二月十九这天,都有大量的香客来此祭拜,纪念武王,因为就是在这一天,武王踏进了商都——朝歌城,武王进入朝歌城后,在商朝太庙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武王宣布接受天命,取代商王朝的统治,他诰誓商人,商王纣的残暴统治使上天改变了心意,他诛伐的只是纣一个,而不是全体商人,他希望商人接受周人的统治,安居乐业,四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室,向列祖列宗告捷。


一个新的朝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亡,留给我们后人久久的思索,司母戊大方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人为祭祀祖先而铸造的,如今,大方鼎还在,商政权已成为历史。


朱凤瀚:商周王朝尽管看来是先秦时期的两个王朝的更替,但是中国的先秦历史是比较波澜壮阔的,就是因为这个西周王朝代替了商王朝的话,有好多这个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讲,比如说在政治上, 首先这个国家的结构形式就不太一样,商王国的这个(疆域)是一个领土比较集中一个区域,周人克商了以后,就是不单占用了他商王朝原来的领土,而且有的周人这个更大的气势,主要控制更大的领土,所以采取了封建,这个封建在周武王时期实在说周武王就开始了,周武王起码是有这个思想,而且周王朝的这个封建制也使得后来的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这商周王朝的更替,由于后来政治制度的推行,有很大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的,比较说在思想文化上,周人的这种天命观是商人所没有的。


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 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却最终克商而建立了新的政治权威,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促使周人追寻历史性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轰然倒地,天命可靠吗?《诗经大雅荡》中,周人借文王的口吻给出了答案,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也未必善终,夏代失天命灭亡了,殷商不以夏代为鉴也灭亡了,上天是下民的领袖,天生众民,为民立君,上天看中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你们不珍惜,咆哮于中国,所以上天改变了当初的承诺,毁灭了商朝,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周人认为是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因此要永保天命,必须以德配天,注意敬德保民。


王震中:商人被灭亡的原因和教训的时候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相对应的一些治理方式,由此他就打破了这个商时期一味的只相信神的那个决定性因素。


朱凤瀚:他不但是说这个自己受到天命来统治这个天下,而且它对于你能不能得天命,还有一个德的标准,就是要求自己的这个周人自己,周人贵族要尊奉德行,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天的保佑,因此照我看来,用一句话吧,就是他的那个宗教观进一步的政治化来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天命观对中国后来的历史王朝都有深刻的影响。
       
人的上天是自然界,即笼盖四野的天,在周人看来,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它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它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为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以德为标准,来为人民选择君主,正是这一朴素的看法,破除了此前神权至上的观念,开始了对人自身努力的关注,对敬德保民的敬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此看法作为警世明言,一直昭示后人,天命即民心,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抗,失德者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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