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株断草 于 2016-8-6 19:15 编辑
炎热的夏日里，飘逸的花裙子无疑是马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看见两个姐姐穿着花裙子挤在镜子前，得意地自我欣赏，我也有样学样的窜到两人中间，感觉露胳膊露腿的小裤衩小背心没花裙子好看，便转身找母亲去，脱掉裤衩背心，拽着母亲的胳膊哭着闹着也要裙子穿。没奈何，疼儿心切的母亲只好翻箱倒柜，找出一件姐姐穿小的裙子给我穿上。头一次穿裙子，心理格外高兴，赶紧抹掉眼泪，拉着姐姐往外走，想找维仁、于良炫耀自己的花裙子。路过伙房门口时，恰逢高大爷从外面回来，看到我们姊妹仨就乐了：“不是老孙家俩妮儿吗，咋又有一个三妮儿啦？”“我不是妮儿。”隐约地我也感到有点不对头，却不知道错在哪里，嘴上却十分硬气地回答道。“小没有穿裙子的，穿裙子的就是妮儿。”高大爷继续逗我，“不是！”“是！”。眼看着斗不过人家，那一刻我怒了，猛地把裙子往上一掀，吼道：“你看看是妮儿还是小？”，高大爷捂嘴笑着跑了。那一天，我成了粮食局大院里的名人，也成为大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笑料。
随着机关人员的扩充，粮食局的办公用房变得越来越紧张，父母便在单位后面清孝街租了两间平方，户主姓刘，夫妻二人拉扯着一男四女五个孩子，我只记得那家的大哥哥叫秀山，最小的女儿叫小平。因姥姥回即墨（今属青岛）家中处理事情，要住一两个月才能回来，我喊大娘的女主人成了我的临时保姆。父母上班、姐姐上学时，就把我送到刘家，下班后再接我回来。有一次看到刘大娘跟三姐在拌嘴，刘大娘给气得够呛，当时八、九岁的三姐正坐小凳子上拉风箱，我猛的趴三姐背上狠狠的咬了一口，我那时估计也就两三岁吧，人家也不跟我一般见识，疼得直抹眼泪。几年以后再见到三姐，她还问我记不记得曾经咬过她呢。
那时的人家大都没有院墙，加之沿河而建的房子大多不是坐南朝北的，所以走家串户很容易。斜对门那家有个叫小梅的女孩子，比我大一点，不知怎么地我俩发生了口角，姥姥听到后跑出门来，见小梅返身回屋拿着一把菜刀向我跑来，姥姥从小裹脚走不快，嘴里喊着“小梅可不敢啊！”说时迟，那时快，小梅的菜刀已经落到我鼻尖上。姥姥赶紧找人抱我到医院，医生拿酒精棉球一擦，看了看说是没伤到筋骨，只破了点皮，撒上消炎药粉，妥啦。事后小梅妈拿着鸡蛋来看我，说那菜刀是把破刀，又锈又钝，只能用来砍劈柴。直到现在，用手指触摸的话，依然能感觉到鼻尖骨的裂缝。
听母亲说，小时候吃饭我们姊妹仨都是采用分餐制，每人一个小盘子一个小碗，一来是怕吃不完浪费，二来是搞平衡，每个碗里的鱼肉或鸡蛋的数量大体相当。我在家唯一敬畏的人是父亲，倒不是我经常挨打，而是挨一次打在姐姐面前是很丢人的事。每次吃饭时，我都是吃着自己碗里的，看着姐姐碗里的，当着父亲的面，我也只是看看而已。若是父亲出差，或者是提前离开餐桌，我时常会将姐姐们的碗拖到自己跟前，拣自己喜欢吃的挑到自己碗里。一而再，再而三，终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人家将状告给了父亲。有一天看到父亲又提前离席欲待出门，我特意跟在后面看了一下，见父亲沿河岸朝单位方向走去，急忙跑回家，将姐姐们的碗拖到跟前，用匙子在里面扒拉看有没有肉可吃，忽听门外有父亲的咳嗽声，吓得急忙又将碗推还给姐姐。
晚饭后，父亲给我们仨开家庭会，姊妹仨各自搬一个小板凳，肩并肩地坐在父亲对面。小孩子坐不住，一会儿东张张，一会儿西望望，一会儿揪揪姐姐的头发，一看父亲掏出烟来，赶紧跑着去屋里拿火柴，也不知道开的什么会。待到父亲讲到我强抢姐姐菜里的肉时，我早已经拿四条腿儿的小板凳当马骑，“咔哒、咔哒”的奔向大槐树听母亲讲故事去了。
那棵昂首向茫茫苍穹的大槐树，围径逾5米，外表圪圪塔塔，粗犷雄健，树身豁腹洞开，浓荫如盖；枝干遒劲，丫丫杈杈，好似八臂哪吒，枝条劲舒，指天划地，恰如千手观音，整条街上的人都喜欢夏夜里来树下纳凉聊天。许是因大槐树紧邻河道的原因，或许是大槐树朝饮日精暮浴月华的缘故，夜色下的大槐树下凉风习习，即便是炎热的三伏天也会使人烦燥顿消。就连那条与当地居民相处久了的长蛇，也时常夜晚爬到树上，用尾巴缠住树枝，将两米多长的身子高高垂下，一边乘凉，一边与孩子们一起听老人讲故事。这棵大槐树的影像，从那时起便已在我幼小的心中定格。
50年过去了，那棵树龄已逾500岁的大槐树依旧健在。每当我从它旁边走过，都会不由自主的驻足，站在其浓荫之下，用心灵与它对话，任思绪随河水漂流北去。虽然，京杭大运河的新河道早已经西迁，现在的古河道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变身为市区景观河，老槐树似乎对此浑然不觉，依旧那么从容，那么淡泊，那么安宁。
2016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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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3 20:36
发表于 2016-7-23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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