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雪夜听风 于 2014-7-27 11:38 编辑
一、人心骚动
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放学回到家属院的情形。
楼下隔着一个长方形的院坝内尘埃飞扬，那是正在被大锤、钢钎弄倒的墙壁倒塌时的景象。
父亲也站在这座仓库外面，在五月的阳光下替换着砸墙砸累的李叔。笑着对他说；“老李，我来吧。”李叔就放下那只十八磅的大铁锤，将木把递给了父亲，走到了一旁，忽忽喘着粗气，从挂在仓库外面生长的那棵泡桐枝上摘下自己的工作服，从上衣口袋内摸出一盒香烟，自己嘴里叼着一枝，边散给了父亲一枝香烟，也笑着说，“个板娘养的，不服老不行啊，抡了几下，就，就累得够呛。”
父亲接过香烟，并没有马上点燃，而是习惯地夹在耳朵上，冲着手心“呸、呸。”吐了两口唾沫，便抡起这只大锤使劲地冲着仓库上方正在倒塌的墙壁砸去。
“咚，咚，咚。”
随着父亲和同样使用着大锤的人的动作，正在倒塌的墙壁四周便弥漫起一阵呛人的尘埃。这些尘埃在光影中飞舞，落在外面的这棵树叶茂盛的泡桐树上，落在穿着背心、圆领衫，汗流夹背的大人们脸上、肩膀上、落在被太阳照亮的水泥坝上。
我还看见，家属区的大妈们也被组织了起来，在被砸开了缺口的仓库内搬运国家财产。一箱又一箱的肥皂、手套、电焊面罩等等劳保用品。
她们个个也是汗流夹背的。张妈还戴着一顶草帽，完全是参加劳动的打扮。
这些生活在叫五千五栋的大妈们，脸色都不好看，目光里透着遇到不开心时的神色。就连一楼的疯子赵四也加入到了搬运这些标准的木箱子的行列。
父亲大约抡了十几分钟，也累得气喘吁吁的。将那只大锤放在脚边，从耳朵上取下那只李叔散给他的“飞马牌”香烟，先习惯地将那枝香烟放在鼻子底下，用双手的大指和食指捋了捋，嗅着烟丝特有香味，“唔，飞马牌，好烟，好烟哪。”接着，父亲这才将这枝香烟叼在嘴上，从裤兜里摸出一盒火柴，左手夹着火柴盒，右手的食指轻轻一顶，顺手取出一根红头火柴划燃，双手捧着点燃了香烟，深吸了几口，一缕青烟便沿着父亲的嘴角和鼻孔飘散而出。
男人吸烟的姿势总是这样潇洒自如。
早在半月前，地震的消息不径而飞。
就连子弟校上课时，同学们也是纷纷议论地震的话题。
因此，当这天下午，我看到大人们砸仓库时，这才真正地意识到地震要来了。
我们五栋的人算是幸运。至少还有一座钢架结构的仓库可以改建成抗震棚。
说我们居住的五栋是个院子，就在于在这座仓库的背后，就是豆腐镇的粮站。一道高墙围着。我们所在的五栋幢面南背北的三层建筑，上楼的楼梯设计在中间，就像一座门洞。左右两边比较对称，门洞的右手边是五间，左手边是四间。右手边的第一间叫水房。起初设计的用意就一层楼的八户人家可以集体在这个叫水房的小房间内打水。
每户从右手边的第一间开始叫“大户”。
所谓“大户”的内部是这样的构造。一间厨房，三间大小不等的房间，依次挨着是两个”小户“，即一间厨房，一间面积大约不到十五平米的房间。然后，挨着这两个小户的是叫"中户”即一间厨房，两间一大一小的房间。隔着中间的门洞，又依次是“中小户”、“中户”、“中户”和最左手边的“大户”。中户，就意味着是有一间厨房，一大一小的房间，大户是一厨三间大小不等的房间。二楼和一楼的也是一样的格局。没户没有设计厕所。
从门洞下楼，隔着一处长方形的水泥坝，就是钢厂的一个仓库，沿着仓库往西延伸，就是钢厂的幼儿园。幼儿园也是修建了围墙的。如果往东延伸至厂区的马路，就是南北对峙的五栋楼房和仓库东边的墙壁，那就是五栋的人临时搭建的供整幢楼的人使用的公共厕所，隔着化粪池，就是幼儿园食堂的地坑，朝西因烧煤而堆的煤炭和一个下沉式的方便烧炉火的几个灶孔。紧挨着墙角是两只吹风机，每天凌晨四、五点钟，鼓风机响起时，就是上夜班的食堂炊事员开始工作了。
造成这种房屋布局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先生产，后生活”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杂乱无章。既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也没有什么以人为本。
完全是因势因地而临时打主意。
后来，因为发生过小偷半夜溜到五栋的事件，所以，借助五栋东面和幼儿园东面形成的墙，钢厂又从来就不缺钢材，五栋的大人们从车间里搬来钢筋、水泥、砖块之类，就修建了一座电焊的钢花大门，住在一楼最右手边大户的吴伯伯家就负责每天大门的上锁开锁的工作。
吴伯伯家在农村，他跟吴妈妈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所以，在修建这座大门时，吴伯伯是参与了意见，他将自己家窗台下隔着排水沟的地方，用成块砌了一个长方形的花台，吴妈妈就在花台内种植不少豇豆、四季豆、小白菜，楼上的是工程师老何，每天早上，吴伯伯家的马桶里的肥料浇灌着自己家的“菜地”时，浓烈的味道便会沿着何伯伯家敞开的窗口随风倒灌进去。
“呸，真臭哇，真他娘的农民意识。”
何伯伯是上海人。非常讲究卫生，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每天清晨楼下的行为。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湖。
在大家不知道地震消息之前，五栋的人就是常常为类似吴伯伯灌粪而发生一点小矛盾。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
每次听见何伯伯的咒骂，吴伯伯就会回敬，“你个臭老九，还怕臭么？”
吴伯伯是供应科的头儿。早年当过兵，也是一个不省油的角色，他才不怕何伯伯呢。
昨天傍晚，胡叔叔因为整幢楼的男人们聚在一起，为即将来临的地震而商量着对策时，差点被父亲和李叔给揍了一顿。
胡叔是钢厂的保卫科副科长，最近不知什么原因却成了厂民兵指挥部的红人。
他坚决不同意砸仓库的决定。
住在一楼的人家负责提供板凳和茶水。在五栋这个院子居住的男人们差不多都横七竖八地胡乱地坐在一起，边吸着香烟边商量着如何躲避地震的办法。
而女人们则边作着家务，边忧心忡忡地想着这件事情。
在这个人心骚动的傍晚，大人们脾气都不太好。孩子们在大人们脾气都普遍不太好的时候，都显示出空前的团结与友爱。像吴伯伯家的老大，正在豆腐镇附近的人民公社知青点里插队落户，也正好跑回来负责打听消息。
最后，商量了半天，在大多数人的同意下，大家决定第二天砸仓库。
何伯伯顺手将一只空香烟盒摊开，取出上衣兜的圆珠笔，几下就画出了设计图纸。
“这样，大家看啊，把仓库的墙从一米高的地方砸起，可以省去再砌墙的麻烦，如果地震来了，大家可以跳过这道墙，或者推倒这道外面的墙跑到空地上，麻烦的就是砸了墙后，要把仓库里边的物资给搬运出来，这个事情，老胡，只有你去跟民兵指挥部的人说说，对了，还有老吴，这仓库不是归你们供应科管么？”
“还商量个屁呀，我在回来了路上，看见654和石油局的人早就在公路边上搭抗震棚了。”
吴家老大，吴江南早就按奈不住冲动地叫骂起来，“不管咋个说，人命关天。要么子好商量的，砸了！”
吴伯伯在大儿子吴江南的脑袋打了一下，“你懂啥，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你个龟儿子。”
大家都轰地笑了。
“不行，不行，砸仓库，谁负得起这个责任？这不是搞破坏吗？”胡叔狠狠地扔掉烟蒂，激动地站了起来。他的脸涨红了，冲着大家大声叫嚷着。“这件事情太大了，我得报告指挥部。”
“你敢，胡大头。”
“胡大头，你要是有本事，就不住抗震棚。”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吵。”坐一边一直没说话的廖伯伯突然开腔了。
廖伯伯是钢厂的党委书记，眼下正在“靠边站”。他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脸部曾受伤。激动时面部表情狰狞而恐怖。他也狠狠地扔掉烟蒂，伸出穿着布鞋的底给使劲踩灭。
“我负责！”
又是搬家。
我不记得人这辈子要搬多少次家。然而，我却记得每次搬家总是少不了坛坛罐罐的劳师兴众。
特别我的母亲，这样家什也舍不得丢，那样的破烂也割舍不下。
“快点沙，你个老太婆才真罗嗦哟。”
父亲抱着床架，催促着母亲。其实，母亲那年才四十出头，根本就不老。但是，在父亲的口头禅里却成了老太婆。
楼道内由于搬家，显得拥挤不堪。我知道父亲的那点自私的小心思。即想早点将家里平时父母睡得那张大床搬到已腾空的楼下仓库里。
人啊，就是吃不得亏。
父亲是坚决的“砸仓库派”。他就理直气壮地想要在仓库占一个好位置。
至于什么是好位置，至少我是弄不清楚。反正是感觉过年一样的闹热与好玩，整个五栋二十四户人家从今天晚上开始，将要在仓库里睡觉了。往常大家各自门一关，看不见的秘密从今天起就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了。
父亲果然很了不起，他居然就占了一个好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仓库的门边，父亲的如意算盘是临近大门，万一地震降临时逃命就比别人家的人跑得快。别小看了这几十秒的时间，在地震发生时，几十秒的时间也是能够救不少人的性命。
母亲拎着围桶。在父亲的不断催促下慌乱地跟在他的身后，我们家住在三楼。
父母跟妹妹住在左手边的中户，我跟大我三岁的哥哥住在右手的相邻大户的小户。
哥哥是小儿麻痹症患者，一条脚粗，一条脚细。走路一瘸一瘸的，外号叫“地不平”。更要命的是哥哥正患上了黄疸性肝炎，是要传染的。所以，母亲着急得不行。既要将一家人的锅、碗、瓢、盆收拾得很整齐，还要单另为哥哥专门准备一套餐具。
围桶是老家的叫法，就是马桶。
跟父亲和隔壁邻居前来帮忙搬得那张棚子床一样，都是1969年的春天，从湖北老家一路托运过来的。是母亲这辈子的传家宝似走到哪里必搬到哪里的家什。
马桶完全是木制的工艺品。光滑的桶身，漆得红漆褪了色，闪烁着桔红色的光芒。
整个家属区没有设计室内厕所，马桶就成了起夜时必备家庭重要物品。特别是在冬天，马桶上还要加一个棉质的垫圈，坐上去舒服而不冰凉。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务实派，父亲呢是属于臆想派。
男人嘛，总是把像马桶之类的事情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简单小事。而一旦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才不得不佩服女人的远见卓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人。
她总是会在不声不响过程中，将可能出现的生活需要提前预计。
尽管如此。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不断出现。就说仓库吧，首先是需要解决晚上照明的问题。像大家争先恐后地忙下忙上搬运家什和抢占床位一样，在照明的问题上又产生了究竟安装几只白炽灯，白炽灯又具体安装在什么位置，离谁家的床近了，又离谁家的床远了，影响了这家孩子的晚上读书了。等等，等等。
在我们五栋家属区，但凡遇到什么事情，也总是从内部分歧到达成内部的暂时一致，这种均衡的关系很快又被内部新产生的问题和矛盾给打破了。
总之，人人都不能吃亏，人人都好面子。
缺一不可。既不能吃亏，又不能失去了面子。即使是在即将来临的大地震面前，都想理想了再理想。满意了再满意。
有时，我深得自己是个局外似的。觉得这所有的所有的一切跟我无关。
我才懒得跟我的这些邻居们瞎掺合。
经过争吵，大家总算就安置下各自家的床形成了共识。反正，不在大家搬家时间内搬家的，而是正在车间加班的那些男人回家时见好位置都被人占光了，于是，就拿自己的老婆跟孩子们出气，“个板娘养的，你们真冇有用，连个位置都占不了，跟个猪一样。”
母亲和父亲架好床，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铺床和去听其它人家因为没占个好床位而乱骂人的事情。而是立即加入到院子内大妈们在无形中制造的蔚为壮观的场景中。
所有家的煤炉全部搬到了楼下院子内的水泥坝，傍晚的炉火熊熊燃烧着照亮了整个的场院，大妈们个个握着一把大蒲扇边煽着炉口，边撩起围裙的一角擦拭着前额、鬓角、脸、脖子上流淌的汗珠。
这大搬家的第一顿晚饭显然是手忙脚乱的。
不是忘记了盐还在自己家的厨房，就是忘记了酱油还搁在了灶台里。于是，从三楼左手第一间的王妈妈开始，在架好了锅倒入菜油时，就扯开大嗓门儿叫喊，“明明哪——去把辣子拿来哒。”王妈妈是湖南人，身材高大而肥胖，她穿着一条肥大的碎花裤子，同样碎花短袖圆领衫，由于没戴乳罩两只大奶子就在衫内随着她的动作而随意乱颤动，这些家属区的大妈们都没有戴奶罩的习惯，讲究的只是在圆领衫里边穿着一件贴身的小背心，不讲究的就是套着一件圆领衫。出汗时，这棉质的白色的、粉色的圆领衫就会贴在这些大妈们的背部和胸前，两枚乳头都若隐若现。在生活上，大妈们不讲究，也没有条件来讲究，她们平时既不施粉，更不用说口红什么的。因为那时没有口红之类的女用化妆品，最多就是在洗澡后，在脸上和手背涂点雪花膏或者是花露水。花露水那时是奢侈品，不是子女多的家庭必备的。
王妈妈眯着被油烟和煤烟熏呛的眼睛，支使着她的大女儿跑上跑下的。其他的大妈们不是支使着自己家的儿子，就是支使着自己家的女儿，在整个楼门洞里进进出出。
男人们呢，男人们又在干什么呢？
男人们在安装着电灯，在继续搬着必要的家什。
还有早早搬完家什，基本安顿好自己家里临时住所的男人，此时，搬来一张小凳子坐在院子内的那棵泡桐树下，惬意的吸着香烟，想着如何安置自己的儿女们的心事。
当明明拿着一把干辣椒交给王妈妈时，王妈妈立即丢进了油锅，“哗啦”，油锅内突然突出一道火苗，王妈妈赶忙将筲箕里装得切好的小白菜倒入锅内，整个院子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辣椒味道。大妈们纷纷被呛得干咳不已，她们捂住鼻子，一只手继续用锅铲弄着自己家的菜肴。有湖南菜、湖北菜、川菜、广东菜和上海菜。都是各自老家的风味。
当这些混合着湖南、湖北、四川、广东、上海等菜肴作法与味道飘荡在整个五千五栋家属区的院子里时，我并没觉得地震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是觉得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属区居然能够汇聚着那么多的生活味道！
而且，就像平时没有比较，就没有结论一样。
这些大妈们站在各自家的炉火边炒菜时，我居然就在悄然比较谁家的妈妈皮肤白，谁家的妈妈皮肤黑。真的，如果是二十几个女人站在一起，在夏天因为衣着单薄裸露出胳膊和大腿时，孰白，孰黑，就一目了然。
最讲究的是住在二楼小户，也就是我跟哥哥住的楼下的那家女人，她是穿着一条藕色的连衣裙子，站在炉火旁边。
因为年轻，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叫她林阿姨。
林阿姨和她的丈夫汪叔叔都是钢厂的技术员，他们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三岁，女儿六岁。
林阿姨身材苗条，就是生了两个孩子身材也很好。而且，她是唯一戴乳罩的，穿三角裤的。她正弯着腰，在锅里翻炒着菜。这样她的背部和臀部绷紧，就显现出裙子里边的线条，通过这些线条，我就能判断她是讲究的。她不像那些大妈们，都是穿着叫裤头的大裤衩。
如果需要佐证，还有晾晒在院子里的女人贴身衣物的证明。
尽管林阿姨的女儿才六岁，每天吃过晚饭，这俩口子就会逼着他们的女儿学习拉小提琴。
要说，知识分子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方面真是心狠手辣。
他们夫妻就准备了一把竹片，当女儿拉小提琴不认真，或者是拉错了一个音节时，我跟哥哥住在楼上，窗口外经常就能听见竹片打在他们的女儿肉体上发出的特别凄惨的声音，“啪、啪。”别说是打在肉体上了，就是我跟哥哥听见这种声音，心里都是一阵阵的发紧，感觉自己的皮肤上凉幽幽的。
几声传来，立即就是他们的女儿尖叫声，“啊，啊，爸爸，妈妈，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听话呀，听话呀.”
“这是为你好，懂不懂，你不好生学习，以后就只有去当臭工人！”
这是林阿姨经常教育自己孩子的语言。
教育自己家的孩子没错。问题是他们夫妻在教育孩子的方法和内容上，是所有听见的工人们不高兴的。你教育你的孩子不当工人也就罢了，关键是在工人的前面还要加上一个臭字，这就让大家都不高兴。这幢楼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工人。你说臭工人，这不是连大家伙都给骂了吗？
起初，隔壁邻居还来劝。觉得这俩口子打孩子下手狠了点，后来，天天如此。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王妈妈家的菜太辣了。
如果不是地震，我这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见到二十几家人集体在一个院子吃饭的情形。
讲究点的家庭，居然还将自己家里平时用的大方桌给搬到院子里来了，一家人围坐在桌子前，像我们家，楼下的吴伯伯家就不太讲究，而是搬来方凳、条凳各自坐在凳子上，端着大碗，碗里拈满了菜，胡乱将就地吃着。如果凳子不够，这好办。父亲总是能够想到办法，我的父亲是个非常有创意的人。他就地取材，将仓库那些被砸倒下来的红砖头，重着摞着就是一张实用功能极好的“凳子”，父亲就在“砖头凳子”上铺上一张《参考消息》，笑着对带着嘲笑他的家属区的大人们说，“讲究么子呀，这不是一样还是凳子，能坐就行了。”
整个院子内发出吃饭的声音。我的哥哥尽管是个瘸子，别的什么都好，就是吃饭的吃相很讨厌。不管是吃什么，他“吧嗒吧嗒”弄出很响的声音。这点惹得父亲总不满意，哥哥吃饭吃得又急又快，生怕别人跟他抢饭似的。
“莫急，弄得那么响，又没有人跟你抢。”
有时，父亲实在是生气了，顺手就是照哥哥脑袋一筷子，打得脑袋发出脆响。打得母亲非常心疼，她会护着哥哥，埋怨父亲道。“莫打脑袋沙，万一打傻了，么办喽。”
父亲就这点好，他极少跟母亲发火。听见母亲带着忧愁的话语，父亲对于哥哥的吃相点到为止。虽然父亲也是一个臭工人，但他绝对不会像是楼下的林阿姨俩口子，打起自己的孩子来没完没了。
胡叔一家人有鱼吃。
在我们五栋生活的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还有“靠边站"的廖伯伯，居然还有炼乳喝。那可是非常高级的营养品。如果不是地震，莫说是见识，就是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炼乳。
当廖伯伯的老伴乔阿姨将一罐炼乳端到他的小桌前时，廖伯伯居然像孩子似羞涩，不好意思当着大家的面喝。
乔阿姨一头银丝般的头发，干净而亲切。
她不许我们这些孩子叫她乔大妈，而是说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亲切地对我们这些孩子说，”孩子们，以后叫我乔阿姨，知道了吗？“
“乔阿姨！”
“哎，你们都是好孩子。来，吃糖。”
乔阿姨说话真好听，特别是说吃糖时，发吃这个声音，她是卷舌发的。
按理，廖伯伯和乔阿姨我们是可以叫他们爷爷、奶奶的。但是，廖伯伯觉得占了大家的便宜，也不想孩子们把他给叫老了。乔阿姨呢，是按照高级干部的家属普遍的那种叫法，即使她是年过八旬，在党内不都是叫着邓大姐、蔡大姐么？反正，我们这些孩子那就明白这些深奥的道理呢。乔阿姨的一把漂亮的水果糖就将我们都给收买了。
廖伯伯的儿女都在北京工作，所以，尽管是“靠边站”，但他不好意当着大家的面一块儿吃饭，因此，他只在院子里吃了一次饭，不管乔阿姨怎么劝，就是不下楼，在自己家里吃饭。
真是一个倔犟的老头儿。
胡叔一家人不仅有鱼吃，而且，胡叔还有酒喝。
人比人气死人。
嗅着鱼肉的香味，哥哥被父亲揪着耳朵狠狠地给揍了一顿。哥哥挨揍时，母亲也觉得打得好。
哥哥不仅吃相讨厌，而且，最见不得别人家吃好的。所以，见到胡叔家桌上那么丰盛的菜，他端着碗就跑到了人家的饭桌边，“胡叔叔，你们家的菜好香啊？”
“香吗？你想不想吃呀。”胡叔边咂着小酒，边笑眯眯地冲着哥哥说。
“香。太香了。”哥哥用粗的那只脚站住，细的那只脚尖踮着，馋的直咽口水。这时，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把揪着哥哥的耳朵，骂着，“你个板娘养的。那么好吃，给老子丢人现眼！”
接着，父亲一大巴掌就煽在哥哥的脸上，顿时，哥哥的鼻血都打出来了。 “该打，你个没记性的东西，一点自尊都没有。” 母亲放下手中的活儿，不像往常父亲揍我时她要劝一下。邻居们看不下去了，纷纷劝着父亲，“老刘，老刘，算了，算了，他还是一个小伢，不懂事沙。” 胡家的二丫头胡蔷薇放下碗，也跑到跟前，口齿伶俐对母亲说，“刘妈，我爸爸是逗小汉哥哥玩的，不就是一条鱼么，有么子稀奇的呀。” “滚你妈的！” 我在胡蔷薇小腿肚上踢了一脚。“少在这里装好人。” 我受不了哥哥因为没有自尊而被父亲暴打的样子。尽管哥哥经常干些咎由自取的事情，然而，我却将心头的怒火发泄给了胡蔷薇。 胡蔷薇尖叫了一声，立即就痛苦地蹲了下去。 胡家妈妈看不过意，立即放下碗筷，跑了过来，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搞么子搞，我的姑娘又没惹你们。”母亲急忙冲着胡家妈妈赔不是，“她胡妈，真是对不起，对不起了呀。”母亲急得在我背部打一下，“你个死伢，人家一个姑娘，你也敢去踢。” 胡叔也放下酒杯，笑眯眯跑到父亲跟前，“老刘，老刘，都是伢们家，小汉哪，你想吃鱼，明天胡叔叔叫胡妈妈专门给你煎条鱼，你看好不好哇？” ”都怪地震。“ 母亲突然提高了嗓门儿，对围观劝架的人说。”不是闹地震，那有这样的巧事，家不像家，伢不像伢，大人不像大人。“母亲撩起围腰，伤心地擦拭着眼泪。 在心里，我也在怪地震。要不是因为地震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要不是因为在地震面前人要活命，那里就想出这些法子呢。况且，这还是人们为了躲避地震的第一天。 是一个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开始。
这顿晚饭大家吃得不欢而散。母亲洗好了碗，又叫上我去楼上，帮着她抱棉被、床单、蚊帐、枕头之类的。父亲则带着哥哥和妹妹在那张棚子床边绑着竹竿，好将蚊帐挂在竹竿上。仓库里散发着经年的霉味，蚊虫也特别多。 父亲在棚子床上铺着棉垫，双手压了压床。 这张床是老家带来的。床架漆着深红色的油漆。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木框内是用粗细一样的棕绳呈菱形密织交叉，类似钢丝床。那时，还没有席梦思之类的。棚子床比纯粹木板铺的床要软，又比席梦思要硬点。睡在上面非常舒服。
母亲和我抱来蚊帐，父母配合非常默契，很快就挂好了蚊帐。剩下的工作母亲不让我们几个插手，而是独自一人在铺床单，将蚊帐的四角紧紧地压在床单和棉垫子的下边，然而，撩开蚊帐熟练地卷动，一边用吊在竹竿的帐钩给钩住，我看见只蚊子迅速地飞进蚊帐内，就本能地双手拍打着这些飞来飞去的蚊子。 父亲却笑了，说，”你这哪里能够打得了。“ 母亲铺好了床，就拿出早准备好的盘香，划燃一根火柴，点燃了盘香放在床脚，立即盘香就从床脚提起了几缕袅袅的青烟。 现在的问题是父母不可能像在楼上的家中一样共同睡在这张棚子床上。 许多的家庭都一样。 只有林阿姨一家挤在一张床上。 父亲笑着对母亲说，”你跟小妹睡在这张床上，我跟小汉、小阳睡在那边。“ 父亲指着在仓库里面用木板铺的床。 ”那床太小了，还是我跟小妹去睡吧，你们几个男将就睡在这里。莫争了。“ 母亲和父亲的谦让，只有我心里明白。那就是这张大床在门边，万一有个什么，逃命活下来的机会就大。 我父母从来就是这样，他们从来就不把话给说透了。因为话说透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望着各家各户铺床的铺床，找砖块垫床的垫床，大人、孩子脸上的表情都不太好。特别是许家，儿女多，加上，许家的聋奶奶一直顽固不愿意离开楼房，大声地对她的儿子许大山说，”我就不住地震棚，我都八十二了，还怕么子沙。“ 许家妈妈急得又要忙铺床抱棉被，又要配合丈夫和孩子们动员家里的老奶奶。 ”这怎么得了哟，真是活祖宗啊。豆腐落到了灰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 往常，各自家的门一关，对老奶奶哄也好，拉也好，反正达到了目的就好。现在，面对着整个邻居们，对于这个活祖宗，许大山和许家妈妈只得笑脸相劝。因为谁不愿意，也不敢落下个不孝顺的罪名。 许家奶奶坐在三楼左手边的大户最大那间屋藤椅内，手里握着发亮的拐杖，说急了她就用拐杖敲打着。 实在没法子，许大山从柜子里翻出一块冰糖，见到冰糖许家奶奶眼睛开始发光。高兴的像个孩子似转移了注意力。她没剩下几颗牙齿，而是放下拐杖，急忙从许大山手中抢过散发着一股樟脑丸味道的这块冰糖，笑得脸上的皱纹一轮轮折起来。 老小，老小。老人实际上也就是如同孩子。 有了好吃的东西，就立即将搬家的事情给忘记了。 许大山趁机背上老母亲，叫许四把奶奶的拐杖拿上，连忙下楼。 许家奶奶趴在儿子宽厚的背上，吮吸着冰糖。口水顺着她干瘪的嘴角流淌着，滴落在许大山的背心里濡湿了他的蓝背心。 “造孽呀。” 许大山长叹一声。他心想，这还是仅仅开始呢。 因为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但是，既然上边通知了要防震抗震，人们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 许大山将奶奶小心放在设在仓库里边的床上时，奶奶恍然大悟，在床上哭闹起来，“我都八十二了，怕么子地震沙。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奶奶，你要回哪里去沙，这里就是你的家啊。” 许四笑着对奶奶大声说。奶奶手里拿着冰糖扔在许四的脸上。她被许大山和许家妈妈按在床上，老太太是裹脚，最怕在人前脱掉她的裹脚布，许家妈妈吩咐许四去给奶奶打一盆洗脚水，放下蚊帐，佯装恼怒地对奶奶说，“你再吵，都不管你了。”说着，就脱着奶奶的裹脚布，奶奶四下看了看，有点害羞，她生怕被外人看见了她的三寸金莲。
吴伯伯家还养了一只狗。 吴伯伯想杀了这只狗吃狗肉，因为地震大人孩子都顾不过来，谁还有心思管一只狗呢。吴妈妈和他们家的孩子坚决反对。道理很简单，这只狗是他们从幼崽时就养起的，养久了就有了感情。但是，仓库本来就狭窄，一只狗在各家的床与床之间钻来跑去的，也实在让人心烦意乱。一不小心下床，就碰到一只狗，那狗被人踢了一脚，就会立即愤怒地扭过脑袋冲着本来就惊吓了一跳的人狂吠不已。 所以，吴伯伯跟人赔不完的礼，道不完的歉。 那是一只毛发黄黑色的狗。 “老吴，还是莫杀，半夜三更的，万一来了个小偷，这狗还能帮我们值班呢。” 狗眼看人低。这只狗看见谁穿得好，就对人摇头摆尾。如果谁穿得破旧一点，它就欺负谁，扑向谁。它平常被吴伯伯锁在一楼的一间柴房内，除了吴家的人，这只狗很少与人接触，仿佛谁都不怕，只怕吴伯伯，只要吴伯伯眼睛朝它一瞪，就乖乖地夹着尾巴溜到吴家的床底趴下。 整个仓库通风并不太好。 一家一家的蚊帐，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白炽灯光下，通过蚊帐就能依稀看见在蚊帐里边的人换衣，要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老的、小的早早地被大人们叫着洗脚，特别是院子里的这些大妈们，所有的生活用水还得跑到自己家的厨房去弄。这也就意味着她们的危险机率比所有的人要大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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