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半梦半醒 于 2020-7-14 09:01 编辑
大致在魏晋以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人类和自然界都处于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这一种外于而又高于人的个体生命的权威,在东汉未开始遭到强烈的怀疑。于是就迎来了个性觉醒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相应地有了所谓“人的主题”的兴起。但个性觉醒,既是旧的困境与背谬的结束,又是新的困境与背谬的发现与开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永恒的宇宙的对立。诗人们不断发出哀伤的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人们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无限存在对有限人生的压迫。
但是,即使说困境与背谬注定要伴随人类的全部进程(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观念),在不同的阶段上,人还是要寻找不同的解脱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诗意上的,人也要发现一种完美的生命形态。所以到东晋末,在玄学的背景中,陶渊明的诗开始表现一种新的人生观与自然观。这就是反对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相反地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在他的这《饮酒》第五首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优美。凭着它那浅显的语言、精微的结构、高远的意境、深蕴的哲理,这首诗几乎成了中国诗史上最为人们熟知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