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柏林的女人》，改编自一个女人的日记。该日记是在为了躲避炮弹轰炸的地下室写下的，记录了二战的最后几个月，苏联红军进驻柏林的真实境况。故事详细描写了德国妇女如何受到了苏联军人的强奸和虐待，并最终成功逃脱。这个不愿意透露的姓名的女人(尼娜·霍斯饰演)，利用了一名士兵对她的迷恋，才得以生存，她认为他是她的情人，并非是强奸犯。但当她真正的未婚夫从前线战场返回家乡，却唾弃她，认为她遭到强奸了，是肮脏的。当时很多在柏林生活的人都被迫使用过这样无奈的生存方式。这部电影被认为该受到每个人的关注，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战争是一次毫无尊严可言的社交。
看《柏林的女人》是十分偶然的，但一开场它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不是它宏大有战争场面，也不是人物的高大上和情节的惊心动魄，倒是它营造的那种面对困境，面临死亡，柏林人形形色色的表现。这让我感到了人在战争面前的脆弱和顽强。战争是以消灭人的生命为目的的，而人在消灭与被消灭中是没有胜家的，有的只是人性的不可战胜性。
战争分敌我，敌我都是人，人性是自然的存在，并不因消灭与被消灭而完全泯灭。柏林的女人在身临强敌时，表现出了生命的顽强。在被苏军的强暴下，有以死相拼的，有精神崩溃的，有典意适从的，尽管表现各不相同，但都是在以生命承诺着一种存在。其中之一就是主人公，在特殊状态下呈现出来的不屈与顽强——活下去才是对生命最高的尊重。所以，她首先选择了满足敌人需要，因为有需要就不会被消灭。苏联红军战士需要女人，那柏林女人也是女人，知道反抗是无效的，那就不拒绝，知道一次是不够的，那就随时奉陪，主动奉陪，只要有吃有喝能保命。在满足了吃喝后，就要有尊严，得到起码的尊重，柏林女人就开始挑选有职位的苏联军官，稳定关系，加深感情，保护自己的同时，进而保护其他的柏林女人。在一般常态下，卖身求荣是令人不齿的，但在特殊情形下它却是有效的，尽管她并非真意，尽管她迫不得已。换种思维方式来看，这是为了生存，这是对生命的热爱。正因如此，苏联军官在这样的愠情下，竟为之动容。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影片中，当苏联军官为之动情时，我们不仅要问，战争的仇恨，民族的仇恨都到哪儿去了？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人性的胜利？军官有句台词，“我们都是战争的奴隶”，那么一旦战争结束了，“我们”是不是就又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战争结束了，柏林女人的“情人”离开了，那么地不舍又不能；战争结束了，柏林女人的丈夫回来了，见惯了杀戮，却容不得妻子的失身，他放弃了妻子，宁可去遥远的西伯利亚。战争结束了，到底谁赢谁输？似乎给人留下的全是伤痛。战争没有赢家，胜出的只有人性。
这让我想到了一幅照片：在一片灾后的废墟上，一株杏黄的嫩芽冒尖了，那样地无法阻挡。电影《柏林的女人》必定会见仁见智，那是因为生命观的不同。生命观重在有生才是命，如果为了其它一些人为的、概念化的东西而放弃生存，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意义。战争是特殊的，生命是永恒的，战争是一种终止行为，而生命才是一种成长和发展。所以我说，柏林女人值得理解并尊重。
电影因为题材敏感，上映后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于国际与德国本土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在
圣巴巴拉国家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国际电影奖，并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得德国电影奖中占据了最佳女配角和最佳音效的提名。原著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1945年4月20日到6月22日，只有短短的两个月。原著小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在美国、英国出版，却没有受到德国文坛的关注，直到近年的再版，才又一次备受瞩目，并被搬上银幕。在小说最初出版后，经由作者的要求下，封面上的署名为
无名氏，以保护她的安全。直到她死后，其真实姓名Marta Hillers才被披露出来，又引发了一阵争议。Marta Hillers被认为是“
第三帝国(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小规模的宣传员”。
